今天拿到了去尼泊尔的签证，虽然比约定的取证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却还是在那里又等半个小时，一个年轻的穿着袈裟的尼姑和一个中年女人，已经在办公室外等着，递交申请的那天，曾经见过她们。或许是等待的时间太长，她们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而办公室里，那台老式的14寸显示器后面，一个年轻的面孔正盯着屏幕两眼放光，时时能听见QQ提示的声音。好在随身背着一本杂志，打发过这段时光。
机票已经买好了，送票男子使用的香水和老友O使用的是一个牌子，可惜他抹得太多，进门的那刻便闻到了。半折票价，两天行程。一个朋友为此感到很不可思议，似乎觉得坐火车上去更有意义些，于是申辩说，回来的时候还可以做啊。却被告知那是不一样的。想想人真是蛮有意思，虽然都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可是关注的或敏感的却截然不同，也许就是这种错位，才能给对方留下存活的空间吧。
工作还没有做完，只有到临走前，事情才会变得急迫起来，有时候想想，为什么第一步总是那么难呢，好像近在咫尺，却又总差一步。时常安慰自己迈过这一步就好了。以前的同事又介绍来工作，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年底才会有工作来找，大抵是新的换人季又来了，如果接受，那么余下的生活几乎不用发挥想象都能看得见是什么模样的。
跟朋友打电话，说，就要上去了。于是对方说，正好去机场接，顺便把附近的寺庙拍一下。本来想，是坐班车就好了，因为一直以来都很害怕麻烦别人，却一下子被对方拉入工作的感觉中，心里到释然些。既然这样，也没有更多的期待，设想倒是有不少，只是不知能落实到哪一步。从出版社得知，明年五月的书展竟然提前到4月6号，这也意味着，所有的工作又要赶出一个月的提前量来。
慢慢做吧：）
看完威廉•亚当斯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后，我似乎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来不太重视人类学的原因了；尽管关于西学的引进，如今已近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追本溯源，人类学自起源始，“文明的自我（self）与原始的他者（other）之间的冲突就一直是一个道德难题”。这里的“文明”一词，是西方创造的概念；而相对应的，“原始”和“他者”则是暗指东方（“代指对中近东、东亚等地区的或者甚至整个非西方世界”《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王铭铭P122）以及西方的若干落后地区及那里的居民（比如印第安人）。同样的看法也曾出现在中国，唯一不同的是，角度变了。就在不远的清朝，当时的统治者们正是用打量“原始”的“他者”的目光，对来华的欧洲人不屑一顾。而在近乎相同的时间段里，西方人则是从这门学科的角度在打量并猎奇于中国甚至更多的国家，盗取敦煌壁画的人或在埃及掘墓的人在自己的国度里，便拥有“人类学者”这一体面的身份。
然而时过境迁，试图以西方文明影响全世界的人们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似乎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在进步论生根的土地上，同样孕育着与之相反的一类理论，即原始论（或说退化论）。与进步论代言人罗伯特•尼斯贝特认为的“所有的西方知识都最终依赖于一种视进步为必然的天生的理论”不同，迈克尔•贝尔观察到“文明人对返回到原始或前文明社会的渴求看起来如同文明能力对自我反思的渴求一样古老……几乎每一通向被普遍认作是渐增的复杂或进步都伴随着对人们整个文明事业的担忧。”
关于之所以退化论抬头的原因，其一是现实背景，西方殖民主义的退败同样影响到了人类学对“他者”研究的进展，接踵而来的二次世界大战，迫使研究关注的焦点从猎奇转入反思；其二是传统观念，认为孩童时期要比成年时期快乐，因为他们没有成年后的复杂与压力，这就比较容易理解《菊与刀》的作者为什么从孩子着手开始自己的研究了；其三是外因，这一点大概是“他者”最乐于接受的一点，因为深入了解之后，西方发现这些原始的他者一点都不简单，他们不仅纷纷政治独立，甚至开始了民族文化复兴。但从书中给出的提示，还可能存在的一种解释是，因为“绝大多数人类学者从来都不是有自己或学术本身所指导，而是和其他人类群体或个体一样随着流行意识形态之风飘来飘去”，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支点；那么，产生于跷跷板一头的理论，势必需要有另一头的理论来与之平衡，以便给“道德难题”找到一个出口。
威廉•亚当斯写作该书的目的，由此看来似乎也已明了：通过对人类学历年历代所仰仗的理论进行梳理，力求一步步从跷跷板的两头，趋近这门学科所真正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于是，从美国的“印第安学”到德国理想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功利主义，从哲学社会主义到结构主义，乃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大概读者曾经在别的文献上所熟知的字眼，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而最终，他将人类学落脚为自己的阐释：“人类学就是他者的自然史，既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随即，他又补充道，“然而这样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文明和时代排除在这个对自然之人的研究之外了，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能真正认识自己。我们的都市文明以使我们与自然的直接关联脱离得太远了。”于是，看上去，我们随着亚当斯的脚步，走过遥远的路途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他终究认为“他者”概念的存在不可避免，他终究将自己的文明划出了研究范围之列；我唯一心存疑惑的地方是，在这个全球化文化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如何能找到没有和自然渐渐脱离关系的纯净的“他者”；而他的同行们已经开始在人类学领域研究全球化文化，gordon mathews的专著《Global Culture/Individual Identity》在美国也卖得不错，他所选择的研究人群就包括美国宗教徒。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我又深深钦佩他的敏感与笃定，之所以要做出近似画地为牢的定义，在于他绕不自己眼前的“道德难题”（可能在其他人类学者眼前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他者这个概念只有在于自我相对应的时候才有意义，而那就意味着它不可能避免的带有主观性”，无论是比较还是解释，说原始还是进步，都需要一个参照物或标杆才能判断。而亚当斯想做到，“人类学是将他者当作动物一样来研究，也正是这个研究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作为观察者会有优越感以及我们不愿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因。”显然，人类学者不可能把自己身边共同生活的人当成“蚊子”或“狼”之类的“他者”或“动物”，达到绝对的客观公正，而放弃了将之作为研究对象。
可能，人类学本身就是一门两难的学问，对于“人”的研究，近乎是拽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无论借用何种理论或者哲学观念，它都脱不开时代的、历史的，甚至它的研究领域：政治的、制度的影响。如是看，人类学似乎又是最贴近于“人”本身的写照了。
今天听了一天杜普雷的大提琴全集，一共六张，除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比较熟悉之外，其他的似乎都没怎么太听过，所以先就奔着巴赫去，她的琴音有点怪，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点嘶哑，想到以前看《她比烟花寂寞》里，杜普雷把大提琴隔在阳台上受冻，就感觉挺是那么回事的，但不知道那一幕是真的还是假的。frank记忆犹新的是电影中时常放到她演奏的一个曲目，以前没怎么听过，于是很痛苦的盯着片尾的小字看半天，以求按图索骥，找那张曲目。可是，怎么想这套集子里也是应该有的，倘若她真的演出过的话。把熟悉的人都听过，剩下第一章因为看原名怎么也想不出来到底是谁，待调子一出，立刻意识到就是电影上的那个。哎，真是穷折腾阿，倘若按照编号听下来，早就知道了。可惜习惯不好，总听4、5张。杜普雷的无伴奏大提琴也不错，至少没有快的让我受不了。所以也时时奇怪，这个节奏到底有没有个准阿，为什么不同人拉出来就不一样呢，而我小时候练琴为什么永远都没有个准头（在老师和老妈的眼里），无论快慢或者不快不慢：（
底扫坏了，frank折腾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弄好，好不容易赶上自己能够卖几张片子，它就坏了，还有一堆底片，都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frank说正好升级换代用数码拉，可是我的黑白怎么办呢！mju2似乎也老了，最近冲出来的几卷，发现有很明显的漏光，感觉蛮奇怪的。好像被人再加工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