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威廉•亚当斯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后，我似乎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来不太重视人类学的原因了；尽管关于西学的引进，如今已近乎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追本溯源，人类学自起源始，“文明的自我（self）与原始的他者（other）之间的冲突就一直是一个道德难题”。这里的“文明”一词，是西方创造的概念；而相对应的，“原始”和“他者”则是暗指东方（“代指对中近东、东亚等地区的或者甚至整个非西方世界”《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王铭铭P122）以及西方的若干落后地区及那里的居民（比如印第安人）。同样的看法也曾出现在中国，唯一不同的是，角度变了。就在不远的清朝，当时的统治者们正是用打量“原始”的“他者”的目光，对来华的欧洲人不屑一顾。而在近乎相同的时间段里，西方人则是从这门学科的角度在打量并猎奇于中国甚至更多的国家，盗取敦煌壁画的人或在埃及掘墓的人在自己的国度里，便拥有“人类学者”这一体面的身份。
然而时过境迁，试图以西方文明影响全世界的人们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似乎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在进步论生根的土地上，同样孕育着与之相反的一类理论，即原始论（或说退化论）。与进步论代言人罗伯特•尼斯贝特认为的“所有的西方知识都最终依赖于一种视进步为必然的天生的理论”不同，迈克尔•贝尔观察到“文明人对返回到原始或前文明社会的渴求看起来如同文明能力对自我反思的渴求一样古老……几乎每一通向被普遍认作是渐增的复杂或进步都伴随着对人们整个文明事业的担忧。”
关于之所以退化论抬头的原因，其一是现实背景，西方殖民主义的退败同样影响到了人类学对“他者”研究的进展，接踵而来的二次世界大战，迫使研究关注的焦点从猎奇转入反思；其二是传统观念，认为孩童时期要比成年时期快乐，因为他们没有成年后的复杂与压力，这就比较容易理解《菊与刀》的作者为什么从孩子着手开始自己的研究了；其三是外因，这一点大概是“他者”最乐于接受的一点，因为深入了解之后，西方发现这些原始的他者一点都不简单，他们不仅纷纷政治独立，甚至开始了民族文化复兴。但从书中给出的提示，还可能存在的一种解释是，因为“绝大多数人类学者从来都不是有自己或学术本身所指导，而是和其他人类群体或个体一样随着流行意识形态之风飘来飘去”，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支点；那么，产生于跷跷板一头的理论，势必需要有另一头的理论来与之平衡，以便给“道德难题”找到一个出口。
威廉•亚当斯写作该书的目的，由此看来似乎也已明了：通过对人类学历年历代所仰仗的理论进行梳理，力求一步步从跷跷板的两头，趋近这门学科所真正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于是，从美国的“印第安学”到德国理想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功利主义，从哲学社会主义到结构主义，乃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大概读者曾经在别的文献上所熟知的字眼，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而最终，他将人类学落脚为自己的阐释：“人类学就是他者的自然史，既是生物的，也是文化的”。随即，他又补充道，“然而这样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文明和时代排除在这个对自然之人的研究之外了，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能真正认识自己。我们的都市文明以使我们与自然的直接关联脱离得太远了。”于是，看上去，我们随着亚当斯的脚步，走过遥远的路途之后，又回到了起点，他终究认为“他者”概念的存在不可避免，他终究将自己的文明划出了研究范围之列；我唯一心存疑惑的地方是，在这个全球化文化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如何能找到没有和自然渐渐脱离关系的纯净的“他者”；而他的同行们已经开始在人类学领域研究全球化文化，gordon mathews的专著《Global Culture/Individual Identity》在美国也卖得不错，他所选择的研究人群就包括美国宗教徒。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我又深深钦佩他的敏感与笃定，之所以要做出近似画地为牢的定义，在于他绕不自己眼前的“道德难题”（可能在其他人类学者眼前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因为“他者这个概念只有在于自我相对应的时候才有意义，而那就意味着它不可能避免的带有主观性”，无论是比较还是解释，说原始还是进步，都需要一个参照物或标杆才能判断。而亚当斯想做到，“人类学是将他者当作动物一样来研究，也正是这个研究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作为观察者会有优越感以及我们不愿做出道德判断的原因。”显然，人类学者不可能把自己身边共同生活的人当成“蚊子”或“狼”之类的“他者”或“动物”，达到绝对的客观公正，而放弃了将之作为研究对象。
可能，人类学本身就是一门两难的学问，对于“人”的研究，近乎是拽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无论借用何种理论或者哲学观念，它都脱不开时代的、历史的，甚至它的研究领域：政治的、制度的影响。如是看，人类学似乎又是最贴近于“人”本身的写照了。
“你有没有灵魂？”隔天下午有一个女人问我。那要看情况，我真想这么说：有些时候有，有些时候没有。几天以前我一点都没有；现在我有好几卡车。太多了，超出我能应付的程度。我想这么告诉她：我希望我能把它分散得平均一点，找到好一点的平衡，但是我似乎无法解决这点。
就是这样。虽然这本小说《失恋排行榜》将所有的文字重心都放在制造一个又一个乐曲排行榜以及一次又一次失落的性爱上，但在每章的末尾，洛（本篇主人翁）的情绪还是不可救药的滑入关于终极问题的考量上，比如灵魂，人生，意义，死亡……
而且随着情节的推移，这种深陷桎梏的感觉越来越重，为什么会这样呢？35岁的洛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生活：上不了大学就不上，入唱片行是正投合自己的喜好，女友虽不固定却也没长时间落单，最后还有了一家要死不活的唱片店以及两个可以时常陪酒的活计，还有什么不满意呢？一个人倘若还抱怨自己过着他中意（无意中选择）的生活，那真是人间最大的奢侈了。然而，洛偏就是如此，这种情绪随着白领女友萝拉的出走，变得日益剧烈：他并不是担心自己没有了性爱对象，实际上他还不失时机的搞了一个自己仰视的歌星；他也不是抱怨她的出走让他少了零花钱，因为他的日常开销并不高以穿旧衣为荣；更不是深切缅怀自己对她的情感，偶尔的缅怀还总是被转化为对占了自己的女友的邻居的怨恨；那么洛为什么不爽呢？
这个自诩为不做“生涯规划”的人，对那些穿着职业装（比如他的女友）嗤之以鼻的人，时常质疑为何唱片、女人不可兼得的人——这个年已中旬的男人，与其说被成为社会中坚的萝拉抛弃了，还不如说是被他熟视无睹的主流生活挤到了荒郊野地；而女友的离开，彻底让他开了天眼：洛，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应该想想自己的生涯规划了！当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失望的弃之而去时，这个一直逆水行舟的孩子终于要回头看看流水的走向了，这是这一回头从青年走到了中年。所以这本书把自己界定为“一部男人完成从幼稚到成熟的蜕变历程的心智写真。”可是为什么这充满励志情节的小说，让人读起来并没有觉得欢欣鼓舞，反而是心有不甘呢？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反讽口吻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似乎是亲历亲为的成功案例，却在言语间不时流露出一把辛酸泪的情绪来。
我知道洛的生活方式是太过“混混”了，可那真是“幼稚”么？换而言之，当幼稚用在一个成年的男人身上时，它是否就从儿时褒义变成了违背成熟的贬义呢？或是表达了成熟社会对幼稚个人的不屑呢？多想无益。
在洛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女友归来，两情相悦，性爱和谐，女友继续自己的白领生活，同时一路辅佐在思想上洗心革面的男友，“经营”他的唱片店和生活，自然大获成功，很多事情只要用社会化的手段来操作自然会得到大众认可。洛一直认为女人能够救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他终于如愿以偿。这看似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且还得到了好莱坞的赏识，读者也该觉得大快人心。可我只是有一点不太明白，常规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主人翁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人生问题的思考之后，重新找回了自我，成为“我之所以为我”；而本书的主人翁却是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人生问题的思考之后，再次回归社会，还大有成为社会精英的架势。要得到大众的认可，尤其是女友的认可，多多少少都是需要一些舍得的。
直到篇末，这位迈入成熟行列的男人，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平衡点，他说：“今晚，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大概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照例是伤感的自嘲的口吻）这倒让我忽然想起了周星驰《功夫》中的一句话：“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只是，于这千千万万个我中，究竟哪一个是“我”呢？哈哈，文字游戏。
（《失恋排行榜》书评，好久不写，都有点手生了）
在买到这本《少女杜拉的故事》的几个月之后，我无意间在成都一家书店里，看到了另一个版本。因为那书店很小，又只是瞟了一眼，下意识里便以为是跟风出了个盗版。后来在网上查资料，才发现，这一本原来是太白文艺新出的，“弗洛伊德经典译丛”之中的一本，2004年10月第一版。该书的封面上标记着“最新引进 台湾全译本”，只是没有翻过原书，也就不知道是“全”到什么地步了。总之，图书出版最要命的就是撞选题，尤其是如此相似的本子，出版的时间又如此接近，势必会在书市上来一场恶仗。
其实，杜拉的故事并不长，正文用小16的开本来排，也不过一百来页，其核心是弗洛伊德对杜拉的两个梦的解析，（所以手头这本添加了近乎和正文一般字数的后记！）我记得在以前出版的精神分析类丛书中，它向来不是什么重头戏，甚至都太不出现的。但这一次，大家却不约而同的看好它……回想自己买这本书的情形：随手翻了翻书，脑袋里竟忽然冒出一句：神经病不是病，疯起来真要命（诸如此类的话）；为了验证自己终究到了何种地步，于是买来横向比较一下。可能，是像我这样自以为病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出版这个现成的案例，以便看客做个自我判定。
所以这本书最好玩的地方便是看看弗氏如何把杜拉的病症与她的梦中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虽说到后来，都无一例外的与性压抑有关，但其过程还是蛮有意思。完全不像平常熟悉的江湖术士解梦，什么都来得直接，就跟麦兜的老妈跟麦兜讲故事似的：“从前有一个小孩，早睡早起，长大后，他发财了……从前有一个小孩，晚睡晚起，有一天，他死了！”举个例子：如果梦到棺材，算命先生肯定会解释说：这是要升官发财的吉兆。然后收你几文喜钱，了事。换了弗氏，首先会想到棺材是“有空间性和容纳性的事物”，所以棺材就具备了女性性器官的象征性；然而，这口棺材最终是要放进坑或者穴的，从这个角度说，它也能作为“长形直竖之物”来理解，结果，这口棺材又具备了男性性器官的隐喻；那么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性器官呢？——请听下回分解！如此这般，诱敌深入，整个解梦的过程简直比看福尔摩斯探案还要扑朔迷离。如果觉得这一段推理比较难于接受，不妨看看后记中的《梦兆与象征》，弗氏把身边的大半事物都分了阴阳两类，只要一一对应，自己也能试着“解梦”了。
有趣的是，看了弗氏给自己解梦的案例《伊玛小姐的故事》之后，我又不由得深深担心起来：如果弗氏面对自己的梦，都还有N多的“迄今我仍不明白”，那么我面对自己的梦，即便套用弗洛伊德的分析模式，又能明白多少呢？看来，还是一早醒来彻底忘掉的好。
歇斯底里症、“纯洁的心灵”与性
对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子来说，决不会有令她堕落的危险。因为没有性生活的知识，甚至在潜意识中也没有的话，是不会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的。而一旦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就不会再有父母亲或师长所谓的“纯洁的心灵”存在。
——弗洛伊德《少女杜拉的故事》
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写信给他的好友弗莱斯，提到他得到了一个值得记载的病例。“这些日子过得很愉快，我有一个新病人，她是一位十八岁的女孩。这个病例为我开启了无数智慧之门。”1901年1月25日，弗洛伊德给弗莱斯的另一封信，提到上述病历已完成。他说道，完成了这次治疗并整理完这一病历之后，他已经精疲力尽，“我终于感到自己需要吃点药。”为了治疗和研究这个病例，弗氏自己都要成为病人了。但，这一病例的主人翁乃是一个被称为“杜拉”的女歇斯底里患者。
实际上，这个病历并没有完全完成，因为杜拉坚持拒绝再接受治疗；弗洛伊德的研究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从遍布全书的弗氏“道歉”和“假设”来看；对于这样的结果，其实是留有遗憾的。所幸的是，这三个月的治疗所提供的讯息已经足以支持弗氏心目中，关于潜意识幻想的模型；这也就无怪乎弗洛伊德一遇到杜拉，就忍不住要欢欣雀跃了。
无论弗氏出于何种目的记下这个病历，并将之发表；对于我而言，却是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小说来读的。这本围绕两个梦而来的小书，确实具备一切引人入胜的小说元素，比如足够吸引人的女主人翁杜拉，因为恋父情结而引发的暗潮涌动的家庭关系，而且父亲的第三者和杜拉的情人正好还是夫妻关系，以及其他添油加醋的小人物比如家庭女教师，女主人翁的表姐等等，情节复杂，人物繁多。这一切就如同一项项病症般，条分缕析的体现在杜拉的身上；并且被弗洛伊德描写的跌宕起伏，悬念重重。唯一让我觉得有点饶头的，就是他长篇大段的心理描写。这种心理描写既不同于茨威格的细致入微，也不同于苏轼的大刀阔斧，更不像茂盾似的直抒胸臆，弗氏风格的心理描写准确地说应该叫做：潜意识再现。
他把主人翁可能会想但绝对不会说的内心活动掏得一干二净，并且分门别类的装进了小试验瓶里。杜拉玩弄的小荷包被贴上“女性生殖器官”的标签，烟草味表示“对吻的渴望”，钥匙是“阳性器官”的表征，呼吸困难意指“性高潮”……套用中国的老话说：这小妞子是发春梦了。想到这里，我不由暗自庆幸，幸亏弗洛伊德不知道贾宝玉做过什么梦，否则非把我们的精神分析导师乐得癫狂致死不可！只是我又疑心，也许还是杜拉的故事好，这样一个不完整案例恐怕能够留有更多的空间给弗氏来发挥吧……总之，一切与“性”有关。
那么，我们的这位美女病人又是缘何因性致病的呢？弗氏说：“引起歇斯底里症状动机的原因，一是被压抑的正常性活动，二是潜意识的性变态活动。”按照顺藤摸瓜的逻辑，我的理解是：首先有正常性活动的需求（就是一个人长到了生理年龄），这种需求却不能满足（原则上初、高、大学生不能做那事），所以被压抑，既然不能做那就想呗，于是转化为潜意识（发春梦），最后极端化，便是性变态了。上句话中，除了后两段，绝对是我们这个种群的普遍规律。简单的套用弗氏理论，大概每个人都具备歇斯底里症状的动因了。当然，即便你到了性变态的阶段，也不用灰心失望，因为弗氏又说了：“我们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性生活中多少有一点逾越——有时在这个方向，有时在那一个方向——一个为正常标准所规定的狭窄范围。性变态就其感觉层面来说，既不是野蛮，也不是退化”。既然什么都不是，那就坦然接受吧。除非影响到身体，成为生理的疾病，比如我们的杜拉，开一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药就好了。事实证明（如弗氏所言），杜拉断然拒绝神经治疗之后，也顽强的活了很久，而且还与一位自己的爱慕者结婚。
可是，这位真实存在的女子后来还是自杀了，就其原因，弗氏不假一词，不知道是不是跟他曾经偶然提及的一个词——“纯洁的心灵”——有关呢……
关于“后记”的后记
在买到这个本子之后不久，无意间在一个小书店里，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少女杜拉的故事》。因为那书店很小，又只是瞟了一眼，潜意识里便以为是跟风出了个盗版。后来在网上查资料，才发现，这个本子原来是太白文艺新出的，“弗洛伊德经典译丛”之中的一本，2004年10月第一版。该书的封面上标记着“最新引进 台湾全译本”，只是没有翻过原书，也不知道是“全”到什么地步了。既然手上已经有了一本，也不打算再买了。总之，出版图书最要命的就是撞选题，尤其是如此相似的本子，出版的时间又是如此接近，势必会在书市上来一场恶仗。
其实杜拉的故事并不长，小16的开本也不过一百来页，（所以手头这本添加了近乎和正文一般字数的后记！）我记得在以前出版的精神分析类丛书中，她向来不是什么重头戏，甚至都不出现的。但这一次大家却不约而同的看好她。回想自己买这本书的情形，大概是随手翻了翻书，脑袋里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精神病不是病，疯起来真要命（诸如此类的），为了验证自己终究到了何种地步，于是买来横向比较一下。也许，是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不幸验证了弗氏“全民皆病”的感觉；所以出版社乘机举个现成的案例，以便读者自我判定。
只是看完后略有失望，因为这本书更像是精神病分析少儿版，而非成人版；谈的多是孩子们的事情，为了强化主题，编辑还在书的后记中还补录了一篇荣格的《与一个小女孩的十二次接谈》，这个孩子才11岁，却因为爱慕男老师，便自以为乱伦而备感压抑，进而在梦中有所反映。不过，按照弗氏“草木皆性”的观点，这种表征也是男女老少皆宜的吧。
其实，看弗氏解梦还是蛮有意思的，不像中国古人，什么都来得直接，就跟麦兜的老妈跟麦兜讲故事似的：从前有一个小孩，早睡早起，长大后，他发财了；从前有一个小孩，晚睡晚起，有一天，他死了！
在这里举个例子：如果是梦到棺材，古人会解释说要升官发财了，大吉大利，然后收你几文喜钱，了事。换了弗氏，首先会想到棺材是“有空间性和容纳性的事物”，所以棺材就具备了女性性器官的象征性；然而，这口棺材最终是要放进坑或者穴的，从这个角度说，它也能作为“长形直竖之物”来理解，结果，这口棺材又具备了男性性器官的隐喻；那么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的性器官呢？弗氏会说：请听下回分解！如此这般，诱敌深入，整个解梦的过程简直比看福尔摩斯探案还要扑朔迷离。如果觉得这一段话比较难于接受，不妨看看后记中的《梦兆与象征》，弗氏把身边的大半事物都分了阴阳两类，只要一一对应，自己也能试着“解梦”了。
有趣的是，看了弗氏给自己解梦的案例《伊玛小姐的故事》之后，我又不由得深深担心起来：如果弗氏面对自己的梦，都还有N多的“迄今我仍不明白”，那么我面对自己的梦，又能明白多少呢？看来，还是一早醒来忘掉的好。
有一天早上，我宿醉未消。她打电话来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自杀。”
她又问：“难道你喜欢自杀？”
“唔，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我没在问大多数人，我只是问你。”
于是我又告诉她：“不，只有当我站在高处时，才有一种想跳下去的感觉。”
——《荒谬的真实：戴安·阿勃丝传奇的一生》
我已经忘了引文中的那个“我”是不是真的自杀了，但是我“看”到阿勃丝死了——“侧身躺在浴缸里，割腕自杀了”。唯一让我觉得有点恶心的是：“被发现时，她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而我在看到那段文字的一刻，却联想到她怀孕时性感的小腹了。
我意识到她的死亡，却无法言说她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当然我知道我可以从她的生辰八字里算出来，可是我不想，我不想让年代人为地划分出距离；而这种距离是在阅读此书时不存在的；又或许，是因为自己偶尔也按快门的缘故，本能的对她有所亲近？
一个女友看完此书后，万分庆幸的跟我说：“幸亏她是三十多岁才开始如狼似虎的拍照片，如果这种状态早来十年，她也会提前十年死掉的。”她的照片，抑或说她的大部分成名照都是由一个个迥异于常人的人的形象组成的，构图简单，用光单一，情绪赤裸；单从第一眼上看过去，似乎并没有太多深意，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古怪影像的年代里，她的图片所给人留下的总是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然而就是这点不舒服，会像病毒一样滞留在你的体内，慢慢的孕育扩散；在你以为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最松弛的时候，一个小小的诱因就会让你的意识顷刻间土崩瓦解；然后，你眼前的所有物象都浮现着阿勃丝图片中的影像；一种不可名状的感受，让你只轻声叹了一句：哦，原来是这样的啊——便会禁不住再回头看看那些老掉牙的照片，如同吸毒一般，满足一番那决非是审美快感之类的情绪。
然而一旦从文字中走入阿勃丝的生活，读者就是像土拨鼠掘地一般对她的隐私孜孜以求，当然我也不例外。一个男友看了这本书之后，异常兴奋的跟我说：“你看，阿勃丝从来不拒绝男人向她提出的上床的请求。”所谓艺术家的性乱，似乎早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连萨特都需要不同的女人的不断刺激以获得灵感，更何况是一个纤弱的女人呢。然而，此后，阿勃丝却因为自己的肝炎而怀疑这是不是跟自己的乱交有关，则让我浑身如蚁食一般痛痒难耐，进而感到一阵悲凉。事实上，阿勃丝在自己处于婚姻状态之中时，是很注意精神上的忠贞的，即便有婚外性行为也不过寥寥；所谓的性泛滥也不过是在内忧外困之时的一个出口罢了。可是这样的出口，终究也是来得脆弱；身体的疾病让她连自己的身体都害怕起来——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寄居。
一直在黑暗中行走并且获得快感的她，因为自己的作品而一下子被放到众目睽睽的探射灯下，灼热的温度使她无所适从，好像从内往外一点一点的要烤焦了。她本来想找个壁垒，可是丈夫离开了她有了新的妻子；她本来想找个买家，可是她又无法放弃自己的本能来迎合需求；她本来想做一个好老师，可是她连自己影像的归宿在哪里都不知道……是否在高峰之后便只有悬崖呢？
阿勃丝的图片是有死亡气质的，可是影像的怪异巧妙的隐藏了这一点。我不知道活着的人是不是怀揣着对“生”的另一面的好奇，在看待她的图片，至少我是；而她的一生则是对自己图片的注解——有意或者无意。
喜欢她的哥哥给她的诗，放在这里，以示悼念：
“亲爱的，我不知道死前
你是否想玩孩子们的游戏
——相信你也玩过了
游戏里，你沿着一道窄窄的花墙跑过
你把墙看作山脊
山脊两翼沉浸在雪落的天幕中
深不可测
你意识到了失衡
你惧怕掉下去
你跳了起来
一个瞬间划过脑海：
我要死了
………”
死亡的游戏，无法停止；只是不知，谁在继续。
一、
谁抽了谁的“薪”
一直觉得三十六计里面，“釜底抽薪”是令人极难受的一招；每每念道这个词，总是心中不由一惊：仿佛过此一劫，自己固有的某种存在就不可还原的永远消失了。这心惊的感觉想必也曾经发生在《钢琴课》中爱达的身上吧。当自己的钢琴陪着爱达漂洋过海远嫁他乡的时候，爱达是完整的——她带着她的“薪”；尽管那时的她，还不知道新西兰的气候是否适合燃烧。
可是当丈夫将钢琴义无反顾的留在海岸上时，阴郁的空气轻微的振动了一下，就像琴键在长途跋涉之后的悄声痉挛一般。虽然爱达无从言语的不断述说，可是谁听得懂呢？谁又在意听得懂呢？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却是丈夫抽走了爱达的“薪”，也就此抽走了本可以属于自己的爱情。直到某天，爱达的邻居重新找回钢琴，爱达也溯水求源一般的走向了他。不知爱情从何而来，也没有什么深思熟虑；就像原始的海风随着琴声掠过浓绿的枝头一般，一切都顺理成章。那位男子只是本能的固守着爱达的“薪”，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钢琴对于爱达意味着什么；可是他看到了：当爱达加上钢琴的时候，就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映，一如死水的爱达会表现出如水在沸腾时一反常态的焦灼与亢奋——他痴迷于这样的女人。他那动物性的直觉反映，一点一点的从爱达的丈夫的身边抽走了这个女人。
故事就是这样，其实离开和聚合就是如此简单，如果你找到了爱人的“薪”，剩下的就好办了。只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场景再次回到海面上，这次不再是上帝的意旨；而是导演希望给各位一个功德圆满的爱情。爱达不再能保留自己的钢琴，否则一切都将葬身大海。那么，牺牲钢琴吧，她想与之同去；在水中，平静随即挣扎，我不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或者是情感转移？总之，爱达抽走了自己的“薪”；却活了下来，大约她找了“薪”的替代品？大概这就是“釜底抽薪”式的典型爱情，看似艰涩其实甜蜜，嗯，有点像橄榄的味道。
二、
渔夫与鱼
混水摸鱼，鱼是被动的，虽然她也会本能反映的扭动几下。
当放荡不羁而经验丰富的范柳原遇到除了相夫教子别个不会的白流苏；大概也就“混水摸鱼”型的恋爱方式能撮合两人了。
本来，范先生摸到的应该是七小姐，可惜偏巧白家内讧一团乱麻，流苏阴差阳错成了给他们相亲凑份子的；可是偏偏没有想到，范先生充分发挥渔夫的主观能动性，在七小姐、老太太、三爷、三奶奶、四爷、四奶奶等一趟混水里认准了白流苏，捉着她一连跳了三场舞。白流苏原本是想借着渔夫的威风，向白家炫耀一下，自己也是有分量的；结果一不小心还真把自己搭了进去，也就只好半推半就日渐被渔夫抓紧了，最后竟被带到香港去了；范先生使的渔网便是徐太太一家了。
大凡被渔夫逮到的鱼，也就只有两种命运了：要么就是被尽快宰杀，乘着新鲜大快duoji，要不就是看着欢喜，当成宠物养起来。好在张爱玲手下留情让范先生选择了后者，其实也没有办法，谁叫一个“爱”字当头，渔夫便也有犯傻的时候。
正当流苏面对自己的金屋生活准备咿咿呀呀的时候，一场混水又泼向了她，香港沦陷，身处当时的人们谁不是俎上之鱼呢？范先生也不幸列入在册。于是“在这一霎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惊涛骇浪中的小鱼俩也如渔夫一般主动的寻了一把，他们无意间尽摸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如果在此之前两人还是腻腻歪歪的情感游戏，则现在却是要动真格的了。于是定了生死相依的婚姻。
回头看来，这乱世不仅出英雄也出才子佳人鸳鸯配啊。
三、
班同学的脱壳生活
《毕业生》，这是一部很值得年轻人借鉴的情感教育电影，那位班同学毕业之后才过21岁，所以，年轻就该有年轻的轻率，你看班同学就跟自己恋人的老妈搞上了，这无异于给自己的感情生活套上了一个不尴不尬的外壳。如果是本着虚心学习前人经验的态度，抑或是打发无聊空虚没有感情来袭的生活，这样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可问题是一旦班同学的感情找到了自己真正喜爱的对象，而这一对象还跟自己的外壳有关系，那就很难受了。因为外壳会裂开，就会有痛处；新鲜空气是好，可一不小心就会感冒。
然而，班同学终究是要走的，于是他认真分析形势，准确作出判断；摆脱双方父母，转移到恋人上学的地方。尽管这种调动看似神不知，鬼不觉，极其隐蔽。可还是被恋人的父母发现了。于是那苦心经营的母亲兼情人和不明就里的父亲兼老公，因势利导也来了一出“金蝉脱壳”，以为借着婚姻的外壳就可以永远将我们的班同学和他的恋人隔绝开来了。结果，在富有同情心的导演的安排下，班同学终于成功劫出自己的恋人，也就双双完成了“金蝉脱壳”的痛苦演化。
当他们坐在黄色客运车上，欣喜的笑容在脸上持续了156秒之后，似乎就又回到了脱壳之前的状态——谁说爱情不是一个壳子。班同学身体力行的告诉我们：套错了壳子不要紧，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要脱掉；脱得漂不漂亮不要紧，重要的是能够穿上新衣。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家和学校离得很远，每次放学就一个人做公车回家。在车站的旁边有一个小书店，等车的时候就去里面翻书，看到想要的书就攒零花钱来买；大概五六块钱的书也要熬一个多月才能拿到手。印象很深刻的一本是最初到买的《聊斋志异》绘本。因为是图画书，害怕家人知道了说乱花钱，只能藏在抽屉下面，每每看见父母的卧室关了门，才拿出来仔细的翻。图画就是传统水彩绘制的，无论是妖怪还是佳人都非常美丽；简约的文字让我也能把故事读个大概。时至今日，其间细节已经记不精确了，大抵留下的感觉只是这其中的人物多为爱情激进派，爱上了就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上天入地落俗成人；或者干脆灵魂脱壳，一阵轻灵的相随数载；直到有了重返肉身契机，才一个团圆皆大欢喜。小时候哪懂得爱情能鬼魅到这般甜蜜，只是觉得好玩。
中学之后屡屡搬家，那《聊斋志异》绘本也不知遗失在哪里；身边的书倒是越来越多，看的东西也越来越杂，再往后竟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定势：似乎年代越是往现在走，小说中的爱情就越是捉摸不定。如果不能跟妻子长相守的话，总还有个情人来依托的；而再后来便是情人也不可把握——没有了灵魂脱壳的追随，也没有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好像爱情失却了鬼魅就不免来得残忍。
最近又翻了一本书，发现它竟然也是一个关于灵魂脱壳的故事，仿佛看见老友一般心里不胜欢喜，小时候看聊斋的一幕又浮现出来。然而，仔细看完之后才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村上春树的“斯普特尼克恋人”独自坐在高高的摩天轮上，看见自己的肉身在黑暗包裹的房间里与男人性交，以至心乱气躁一夜白头失了灵魂；此后被一个随性的女子爱上，两相交好度假于海岛上；然而脱壳的灵魂终究是没有回来，是不是因为白了头发，灵魂就不认识呢？当“没有灵魂”的事实被那个随性的女子知道之后，那女子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失踪了很久——就像被蒸发了一般，连同她们的爱情。然后她又毫无征兆的回来了，带着一身疲倦却毫无答案。只是大家都活的照旧，没有人追究灵魂是不是回来了，没有人再谈论“被爱”或者“爱上”。如果曾经有过爱情的话，它终究随着灵魂脱壳飘然而逝了。
我不知道日本的村上是不是也曾读过聊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喜欢灵魂脱壳的爱情故事——译者说村上讲述的只是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斯普特尼克”的意思是“旅伴”，然后被用在一颗永远无法回收的苏联卫星上，而在那颗卫星上还有一只活着送走的莱卡狗。这一切都早有预谋暗示爱情的无疾而终，灵魂脱壳不再是摆脱孤独的最后挣扎；而是为否绝爱情埋下的伏笔。
——“自那以来，堇便在心中将敏称为‘斯普特尼克恋人’。堇喜欢这句话的韵味。这使她想起莱卡狗，想起悄然划开宇宙黑暗的人造卫星，想起从小小的窗口向外窥看的狗的一对黑亮黑亮的眸子。在那茫无边际的宇宙式孤独中，狗究竟在看什么呢？”
也许，狗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也许，斯普特尼克恋人根本就没有爱情；也许，有了灵魂脱壳的鬼魅爱情也未必来得瑰丽。叫人不再奢望有什么能够对抗孤独的东西，比如爱情。
今天感到非常之寂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的情绪周期又上来了，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自由感觉关于可可西里的调查报告，是不是因为江湖评片里各种各样风马牛不相及的说词，是不是因为今天的工作又已经早早的做完了。跟同事也无话可说，我是想说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语言来交流；然后，天一下子就黑掉了；我看见我的偶像也一下子就跌了下来。释迦牟尼和杜尚在我还没有解读完成的时候就开始影响我了，谁叫他们是如此相似？谁叫他们生性就有质疑前提的习惯？我不想就我爱的东西或者情绪或者当前而发表言论，一旦可以言说就不复她本来的面目了。当林播告诉我我可以就我看到的东西我感受到的东西写一些东西时，我确实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可是转念一想：这种感觉却并不适用于我，我从来就不相信可以通过某种有形的手段来交流，比如文字或者语言、图片，因为甚至都没有掌握相同的解读密码，得来的判断更是千奇百怪，而大家都是通过判断来规划自己的轮廓的，那么谁又愿意暂时放弃自己的判断来尝试别人的角度呢？担心自己的迷失，其实还是无法肯定自己，安全，对于我们这种动物来说真是奢侈的词汇。在我这里或者在别人那里：交流的方式总是有排他性的，带着排他来实践交流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作为么？就慢慢的去碰吧，去找吧，一年不行还有一年，不然再加一年，直至死去。所以你可以不跟某个人交流，你可以跟某个附着着感受的东西交流：比如音乐、小说、电影等等诸如此类的文化产品，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去找寻，这并不会增加多少“遇到”的几率，和所花费的时间与经历相比；还有可能的是你找到这个东西背后的“某人”已经是不可接触的；那么最多能得到的也是“通感”而非“交流”。那么即便找到了可以交流的某人又如何呢？交流的快感与恐惧交流失去的痛感天衣无缝的交织在一起，所以对此，我已经不期望什么了。大抵知道如此就可以了，不去设想，不去判断，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呵呵，颇有点禅宗的意味了是吧，你看一说就假了。不说这个了，究竟谁都不得解脱，如果真的解脱了，禅宗不得流传，而需一代一代随机的顿悟，就像出生一样，死掉的一切都随之而去，他成就的经典只是他的；活着的从头开始，吃饭睡觉还有顿悟。知识或者更明确一些：理性是可以被教授的，因为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也不以个体的深灭为转移，可是佛道提倡的顿悟感受则是唯心的个人化感受，与理性的对立，如何能够通过言传身教得到其精髓呢？佛陀也在寻求有悟性的人来继承他的衣钵，然而养活他的信仰他的却是更多的与悟性无关的人；佛陀无辜佛陀无奈，佛陀也是人而来的，六年的迷途不算短，可是它的存在总是有必要的。哪怕是佛陀也走不出现世的悲哀人的存在。那么杜尚的一切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王瑞芸会如此的崇拜他，类似于某种对佛陀的崇拜，同时她还好奇为什么美国的现代艺术家会如此的骑在巨人的肩头上为所欲为，同时她还深深的为这些现代艺术家并没有得到杜尚的真传领略他的精髓而扼腕叹息；如果她真真是这么觉得，那么她又如何是得了杜尚精髓的主呢？连基本的平易都没有，恐怕连杜尚看到了也还是会一笑料之吧。过多的表达自己的主观，于我现在看来真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并非讽刺，只是觉得有趣，有趣的对象也包括自己。如果追求一切前提的前提，剩下的只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如果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某种环境下，比如成为和尚或者道士或者名人，那么剩下的就是控制自己不要考虑生存之外的事情，可以活着，可以做事情，可以微笑，可以唱歌，可是不要考虑——考虑这些的缘起缘落大小深浅，让别人去添加意义，让他人去考虑自己认为没有结果的东西。这是懒人哲学，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表情还能看到五花八门的人性，多好呀。生活如此丰富，只是挡不住寂寞。
3个月前，有个朋友忽然辞掉了薪酬很高的工作，买了画室专心画画，结果现在积蓄用尽，画却买出的不多，最近见到他，感觉很是潦倒。我劝他再去找一份工作，至少日子总要过得去吧。可是他说：“回不去了。而且——”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挺好？”我叫起来，“你这么请客，要我买单；还挺好？”他笑了笑，“你喜欢杜尚吗？你去看看杜尚吧。”
杜尚——1887年7月28日，出生于法国Blainville，公证员的儿子，杜尚-维龙的弟弟，因逃避兵役而“速成”艺术家，给《蒙娜丽莎》画上小胡子，把小便池送去展览，试验性《下楼的裸女》，暗地制作《大玻璃》，常年与人下棋，总被社会关注，拒绝吸纳入伙，影响千千万万……据说他去世的时候很安详，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很快乐。杜尚被卡巴内引导着讲述自己的生活——时刻被公开的自己的作品。
《杜尚访谈录》——自序告知“读者不妨先读访谈录之后的附录，其中集中地介绍了杜尚的艺术和人生，聊可作为访谈录的导读”。然后我翻看目录：访谈录之一《八年的游泳课》，这的确是个隐喻深厚的命题：艰深。之二《一扇朝向另一些东西的窗户》，我不知道一扇窗户本该朝向哪些东西：古怪。之三《通过〈大玻璃〉》，似乎涉及到了创作领域的问题：专业。之四《我喜欢呼吸甚于喜欢工作》，这个简单易懂富于感情，只是对于工作，杜尚从来没有像需要呼吸那样需要过，谈到喜欢自然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事情：牵强。之五《我过的是一个侍者的生活》，如果“侍者”这般单独拿出来说，想来也是不简单地角儿（要不就是简单至极），那么杜尚为何出此言呢？不知。单看标题就觉得实在了不得，难怪我的朋友会就此选择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虽不能说是杜尚一招命中他的要害，可也是身中其毒的必然反应。
我不得不响应译者的忠告，老老实实的从附录看起。怎么看也不想是在看一个人的生平，到更像是美国现在艺术简史。众多耳熟能详的舶来艺术比如什么达达艺术、什么行为艺术、什么超现实主义、什么……都能和这个在自己的国度得不到“应有重视”和“正确认识”的杜尚搭上联系，或者杜尚干脆就是这些流派的始作俑者。然而他只是在各个形式领域里浅尝辄止的小试牛刀，把发扬光大的宏图伟略都留给了美国新兴的艺术家们；他们在杜尚的身上看到了“速成”艺术家的通路（尽管他们很多人并没有杜尚深厚的内力），是否能逃避兵役也不再成为主要目的。在杜尚“艺术可以非艺术”的思想指导下，美国现代艺术空前繁荣起来；而译者不免为此而扼腕叹息：“（那些后继者）他们似乎的确把杜尚的思想贯彻得不能再彻底了。然而奇怪的是：即使他们做到这个程度，他们依然还是没有达到杜尚的境界，真的没有。……他们似乎谁也没有勇气像他（杜尚）那样肯作了无牵挂的平常人。”我只是纳闷，杜尚当时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艺术家，哪怕失守做了什么错事，也会有一堆评论家来论证“错”的合理性，那么他还需要牵挂什么呢？而那些尚未称为“艺术家”的艺术家们又怎么可能“了无牵挂”？如果真是这样，恐怕连进入的门槛都没有了。这大概是个前提有无的问题，而非简单的现象比较。再退一步讲，如果真有人活脱脱的把杜尚有内到外的继承下来，可能别人忘却的几率更高：谁会记住一个“杜尚第二”呢？连嘲弄和讽刺都来的好无新意。
其实说到底，大家无非是对杜尚的“自由”顶礼膜拜，杜尚轻而易举的把艺术变成了非艺术，因为他不想中艺术的毒：“在我看来艺术是一种瘾，类似吸毒的瘾。……艺术的存在绝对不是如同真理的存在一般。可人们谈到艺术会用对宗教般虔诚的态度，为什么艺术会受到这样的推崇？它等于吸毒，就是这么回事。”那么在“艺术可以非艺术”之后呢？当这句话如同“艺术不可以非艺术”一样成为固定的判断之后，是不是新的毒素又产生了呢？杜尚给自己圈定了自由，可是拿过他的“自由”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就依然还是桎梏。
我想我是该找那个朋友谈谈了，问问他：你是不是中了杜尚的毒？
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胡兰成《今生今世》
不好写张爱玲，因为写她的人太多了，俨然都发展成了一类专门的学问：论思想、谈生活、说文学等等诸如此类的，大凡她的文字能够涉及的方方面面都有人不辞辛苦的津津乐道，真不知道这一情形倘若被她知道了，会做何反映呢？大抵也还是长做一脸正经的神情，匆匆走过自家门前的巷子，该干嘛干嘛，便是被fans们发现了惊呼了，亦全做没有听见的样子——不理。生活照旧是生活：写字总是多少为了卖钱而来的——繁荣的物质总能在纷乱的世事中茁壮成长，多喝一口咖啡便也是自己的，谁知明日如何？能爱就爱一次吧——在乱世中祈求长久难免来的过于奢侈，尤其是经历了父母的事情之后，爱情早不再是“满心期待的瑰丽”而是“随与而安的来去”了；倘若还心存幻想，那便发泄放到小说里去吧，总是怨不了别人也害不到自己的。
我想象不出如果有选择，张还能成为何样的张——她似乎生就了就是这样，没有别的可能性，就像一加二等于三一般恒定；每每重印张爱玲的全集，每每还是能激起一阵爱张热。仿佛她能够随着文本的流传再生一般。透过有限的影像看着这个隔世的女子，竟发现她没有一张肖像的目光是对着你的，只是寂寞而孤傲的望着别处，便是回望自己也不会看你的表达就像她的生活中没有对象可言；不知是不是就因为这样习惯性的把自己从那个时空中摘出，反而能够在各个场景中保持鲜亮的自己了呢？她只是过好了自己。
手上拿着一本《张爱玲的广告世界》，便数张小说中的各个名词，感觉到更像“张爱玲的物质辞典”，如果你曾经迷惑于张小说中各个名词的来由，这次可算得了一个很好的交待了：琳琅满目的消费品便是这样填充起一个花花世界的，就像无线电之于现在的网络，《儿女英雄》之于现在的《天地英雄》，美女牌贵妃糕冰变成了如今的哈根达斯——不过可别被张的名词唬住了，以为她当真便是这物质的宠儿。那书中的一段文字道破了天机：“描述电影《侬本痴情》里的顾兰君，用丝袜结成绳子缚住纸盒吊下窗去买汤面，张爱玲说那是心惊肉跳的奢侈。而1934年时，张爱玲才十四岁，她已经学着穿丝袜了吗？肯定还没有吧！但早已懂得看这许多吸引女性目光的广告了！”有何不同？与当世看着《时尚》《瑞丽》充实自己物质幻想、爱慕虚荣的女孩子一般；张只是这样用广告的信息来梳妆打扮自己笔下的人物，而非丝丝入扣的与自己的生活对应起来。这么想来不由心头一紧：一直为人所迷恋的“张式生活”究竟有多少广告宣扬的成分啊，那其中又有多少是在书写孩子般对生活的模拟与憧憬啊……
比较而言，《张爱玲的上海舞台》便要显得主观的多，岩炜似乎并不满足于简单的陈述一个张所在的社会背景，而是要活生生的走到她的生活中去。无论是去老房子里探看，还是对胡张爱情的感叹；无论是在现世中勾勒“新”张爱玲的影子，还是在行文中模拟小说人物的行踪……他（她）对张的丝丝情怀都如涓涓细流般悄无声息的融入了文字之中，不知这是不是一个“爱张”人的自然流露呢？他（她）以欣赏而又略带怜爱的口吻如是说：“年轻时代的张爱玲，其实是一个贪玩的孩子，稍稍放纵了一下，就什么都成定局了，再也回不去了。……像她文章里提到的那个骑脚踏车的孩子，在一刹那的撒手的快乐里沉醉了片刻，就满足了，因为如果没有那撒手的一刻，也许就永远都没有了，一生一世的安稳寂寞是年轻的心不满足的，哪怕为这一刹那的快乐，付出了一生一世的幸福与安稳，也无悔了，也值得了。因为在当时，那个没有什么确定稳妥的时代，也许下一个时刻连命都没有了，还在乎什么呢？有一点就算一点吧，……这样写着，心里真是痛啊。……心里有一种切肤之痛，是对自己的，因为我们这样的女子都知道，……我们都有一颗浮躁的爱慕虚荣的心，想冒险，想快乐，想放纵一下子，看看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有多少爱张的人都是这样？爱她，还是在爱自己？看她，还是在看自己？也许正是这种“爱她”与“自爱” 、“看”与“被看”之间的暧昧情结，让这个定格在二十三四岁的女孩遗世而独立的流传于心间吧。
当一位朋友兴冲冲地把这本书递到我手上，然后非常肯定的跟我说：书评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一个女人和若干名流的情爱关系”时；我的脑袋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木子美，因为这个标题运用到她的头上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当然，这一误读源于我对这个莎乐美的一无所知，更源于这本书的书名《在性与爱之间挣扎——莎乐美回忆录》。
看完书后，我开始怀疑这本书的编辑是否真的看明白了这本书，或是源于目前“性”字的使用与书刊发行数量息息相关；而使用了这样一个与书本身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的标题，又或是翻译的问题使文本本身和标题出现了错位（如果标题也是翻译得来的话）？总之，我手里拿到的就是这样一本书，而我也只能以此来说话了。
事实上，莎乐美从一开始就将性与爱界定的非常清楚，甚至将不同程度的爱也做了清晰的分类；虽然我并没有从书中明确的得出这种近乎纯天然的理性分析从何而来又源何而来；但她已经将之灵活运用到驾轻就熟的地步：丈夫、情人、朋友、性伴侣都一一归类，尽量不要重叠在一个男人身上，然后将这若干人等揉合成自己需要的那个整体，进而在这种对“整体男人”的交往中，莎乐美悠然自得的保留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位置，从思想到肉体。我不想将这种特例独行的方式理解为是她的掌控意识的体现，因为这种意识多显现于男人而非女人；我觉得更多的在于她某一瞬间的成长进而一蹴而就到了某个节点，而此后的一切都从节点处延伸开来。
还好，看回忆录的最大好处就是对方直接跟你说话，你也就不用担心由于转述可能造成的信息遗失，而只需担心自己是否出现误读了。莎乐美的节点似乎来得很早，在第一章里她就隐隐暗示了儿童时代经历的某种转变：“我只能真诚的说，上帝消失了。……所有的人在最初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时，都会感到震惊，他们会一再有这种震惊的体验，而且会贯穿整个一生。……有些人把他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思想的事业。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他们最吸引我的一直是他们作为人的品质。……我一直爱着他们，一直在用爱寻求那穿透人的心灵东西；在人的心灵深处，展开着我们最隐秘的对命运的感受。”
坦白的说，我真觉得她所言的“他们”之中若有女性存在，她定然也不会放弃对“她”的追随与爱慕；因为她骨子里对人性、命运的本身无以复加的好奇心，足以促使她逾越一切障碍，而直奔目标而去——这一目标却与性别无关；男人也只是作为某一思想的载体而出现在她眼中的，于是又有何性与爱的“挣扎”可言呢？大抵常规看来，构成世界的条条框框，在莎乐美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首先，这些条条框框不构成她生存的前提（她不用考虑为养活自己而做一个规规矩矩的社会人）；其次，她的天赋加上她后天受到的教育，以及她一击而中的世界观，构成了她与那个思想“整体”平等对话的能力，这标识着她在这个“场”中的尊严；最后，这也是我最乐于指出的：她毕竟是一个可爱而美丽的女人。她的性别优势其实是作为锦上添花的一部分而得以体现的。
这本在我看来有点像论文的回忆录读起来确实有点枯燥，尤其是因为受到标题的影响而渴望在行文中找到一点刺激的心态只会在阅读中倍受打击。她没有太多谈论对丈夫的选择和独特的婚姻生活（最后的一部分涉及到），也没有怎么描述她年轻可爱的性伴侣“内科医生”，更没有沉浸在与诸多名人交往的琐碎细节之中；她的笔墨都奉献给那几个吸引她的思想了，对于每一个思想，她都有她的分析——理性的或者感性的。与每一个思想在一起做的最多都是“做研究，做工作”，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做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而与生计无关。她珍视这些，在她的回忆中也选择性的保留了这些。想想看，当一个人将自己最宝贝的东西拿出向你展现时，那该是多么奇特的体验啊。
在几十年过去，甚至几百年过去之后；当某个人由于种种因缘际会知道了她，并获得这份回忆录；进而开始从无到有的认识一个陌生的女人。这个女人倾诉般的用自己的笔墨与回忆向这个永不得见的人描述了自己，告诉她或者他：这就是我——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莎乐美。
阳光忽然从身后射过来，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做出出其不意的举动。
让你先是吃一惊，随后又不禁莞尔。
有太阳的感觉真好，她会让你片刻觉得世间毫无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