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28, 2006
September 15, 2006
跟着令狐、名官说文革
在本人看来，现在说文革的，多为皮相之说，更多是胡扯。
文革的出现，至少有两个必然因素：一是毛的阶级斗争、不断革命的思维定式，这是从列宁那来的，又因自己的成功而百般强化；二是百姓的反权贵、反压抑的自发力量，是天生的，说游民文化也可以。核心还是希望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实现“均贫富，等贵贱”的传统理想。
古今中外，凡造反，凡革命，就都别提什么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也别提什么个体命运、人道主义关怀。革命都是残酷的，都是要见血的。革命之中多暴民，必须依靠年轻人的暴力躁动来冲开缺口。毒打老舍先生的，是15、6岁的孩子，稍年长点，都不会对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老者这么干的。
自辛亥革命始，本人说不清有哪些革命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历史不能假设，无法断定如果采用稳健的改革，是否会更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凡革命，对于生命，对国计于民生，都是“浩劫”。革命之中缺理性，要有理性的话，也多为权谋。
革命的另一个悖论是，绝不曾造成或实现过任何均等，革命后的等级化与两极化又是必然的。匮乏之下，均等必须求助于强力控制，而强力控制本身就必须借助等级结构。所以，革命与造反之后，总是立即出现新的等级秩序，因为革命并不直接产生大量财富。
文革是一场革命，至少在毛与大多数底层人看来，那是为了普通工人、战士、贫下中农、普通百姓的尊严与切身利益而奋斗的。当然，现在他们都不能说话了，他们不会舞文弄墨，不会上网，不会贴贴出书，大伙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的。
记得在研究所，大伙去劳动，拉沙子，装车。党委书记、所长、支部书记、主任、要一起干活，都是一身臭汗，头头们还得吃苦在前，还得多拉快跑。但是工人，司机同志，一正一副，一上午开两趟车，顶多40分钟，其余时间闲坐着，抽烟，聊天，还笑我们不象干活的样。他们是单位最普通的成员，却有着不可比肩的尊严与话语权，这就是活生生的乾坤颠倒。好不好呢？不知道，但至少肯定他们是多数。即使在工地，在农田，他们也得拼命干活，但在社会上很有尊严，心情与现在完全不同。现在你不会看见他们的回忆录，不会听见他们的声音，你看到的是《牛棚记事》，是《往事并不如烟》，你会对着电脑，敲着键盘，说你没尊严，你来生不要做中国人，他们会说：你狗屁！你还没尊严？那我们现在不得立刻死去！
现在所说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那时的重点都要放在农村，放在厂矿企业，全社会，特别是干部、知识分子，都要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服务，医疗队、文艺队，都要下乡。城市的知识青年、干部也要下乡，即使不下乡也要参加劳动，每年去收麦子至少是惯例。现在写文章，骂文革，说自己如何冤屈，可人家觉得这才叫奇怪！俺们几辈子不都是这么干的吗？你才干了几天啊？！
任何革命都有对革命领袖的需求，没头领的革命是没有的，并非大伙真的把谁当皇上。
别以为那时的知识分子比现在各位都愚昧，没那事的，对于林彪、中央文革煽动宗教化的个人崇拜，至少我周围的同学在文革半年之后，就都一清二楚，百般嘲笑了，当然是私下。但对毛的革命原则，大家是接受的，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我们想不出理由来反对。但是在十大以后，大局已定，四人帮却继续折腾，完全不顾人心思定急切盼望搞四化的心情，就几乎遭到90%以上人的憎恶，同时也觉得，主席老了，糊涂了，仍继续重用这么一帮借革命以营私混蛋。
回过头来看文革，那只能说是一场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问题不在于革命本身的破坏，革命不可能没有破坏。而在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对于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等级、不均，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匮乏之下是没有均等与公平的。这个革命完全没有必要，失败更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的知识分子把目前的种种社会矛盾又完全归结于集权，希望通过实现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解决，本人以为这是可笑的。
匮乏与落后，社会极度的不均衡，是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可言的。基本秩序的荡除只能造成新的混乱、争斗与破坏，大多数人是享受不到民主的。犹如文革中，所享受到的民主是暂时的，顶多也就两年时间。革命兴起时，的确是革命群众的盛大节日，但很快就发现，绝大多数依然落入了新的秩序窠臼。这也可以参考前苏联与东欧的状况。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所能接受与存活的，能保证社会基本稳定，给社会以一定发展机会的制度模式，范围是非常狭窄的，是不能凭空想象和制造的。空想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同样不现实。所有的专制，都是应需要而生，不是有人一定要当皇上，而是当时社会需要皇上。
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能直接造成政治制度的进步，需要底层和中间层的反抗与斗争，需要知识分子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与呼唤，没有这些，政治制度不可能自然进步。坚决维权，揭露惩办贪腐，呼唤增大社会透明度与舆论监督，都是正确的选项，俺并非主张逆来顺受。
但是，本人完全不认为彻底颠覆基本秩序另起炉灶会产生任何结果。当一种秩序的内在能量没有释放完毕，还在推动着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时候，推倒重来将付出惨重代价，耽误了时间，浪费了生命不说，最终会是换汤不换药。没有威权，没有等级的社会或许会有，但对本国来说，至少还很遥远。中科院预测，2050年将彻底消灭贫困，也只是消灭贫困而已。
现在依然是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占57%，如果实行民主，是真民主，而不是假民主，那就是所有政策都只能切实代表农民，按照农民的想法办，本人估计，大伙都得下乡才合理，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正常的进步。民主政治，只有在中等收入人群占绝对多数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行。
文革的教训是什么？就是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革命，别老由着自己的游民冲动。
现在一些SB所用的煽动手法是GCD以前的老手法，是阶级斗争的手法，不断革命的手法，是从GCD那里学来的，外加台湾时兴的道德抹黑。他们一边骂着自己的老师，一边做着最蹩脚的学生。特别是，如果你身在海外，绝对安全，却使劲忽悠这边的幼齿，不怕别人流血牺牲，你自己想想这叫什么玩意儿！
September 08, 2006
文化之杂交：贪婪（2）
贪婪与贪腐，一直延绵不绝，世代传承，对于亡明亡清亡民国，估计都有份不朽的功劳。即使到了今天，台湾依然有引起倒扁风潮的家族贪腐，咱这边更有大伙气愤之极的近乎无官不贪的乱象，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千百年来无法剪除，就不得不上升到文化层次来欣赏，窃以为，依然不能逃离俺们的游民文化。
对于游民文化，本人基本定位于蔑视规矩，蔑视圣贤教诲与教义，反对紧箍，更反对紧箍咒，居江湖之远则反权贵，居庙堂之高则反圣贤。当然，俺说的是骨子里，而不是口头上，骨子里的才是真文化，口头上的多半是假招子。
可是，怎么琢磨都觉得，对于贪婪与贪腐来说，游民文化顶多占其一半，只不过是不守规矩，不听教诲的那一半。然而，即使是不守规矩，不听教诲，即使是攫取不义之财，也可以做个潇洒的强盗啊！世界上有很多民族都是不存钱也不储蓄的，自然也不使劲收敛囤积，不管是好来还是坏来的，一律今朝有酒今朝醉，一枝红杏出墙来（？），怎么咱们就一定要敛财没够，拼命囤积那几乎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银子呢？这又是哪儿的文化呢？
俺觉得，这一半，恰恰是来自儒家文化。贪婪与贪腐，恰恰是游民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杂交产物，两大主流传统文化结合，具有绝对的杂交优势，其生命力自然非同一般。这就是本人所说的文化之杂交。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对于儒家文化来说，核心价值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家族。这不是俺说的，俺不懂儒学，“儒家家族主义，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俺听来的，但俺觉得这话没错。儒家的东西假的多，说教多，唯此不假，与别的不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人生。可其中之“修身”，谁也看不见摸不着，修没修，修得如何，估计只有天知道。“治国平天下”，估计和99.99%以上的人无关，轮不上啊！最实在的，惟有“齐家”了。儒家讲“孝悌”、“孝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人都非常看重家。虽然时下比较流行“老婆是别人的好”，“握着老婆手，就象左手握右手”，家的观念似乎面临某种挑战，但“儿子还是自家的好”，望子成龙，要罩着孩子，却始终不曾被颠覆过。家族主义，应该说依然是国人信奉的主义之一。
重视家族，本不碍他人的事，但对于财富来说，就比较恐怖了。一个人或两口子，一生所需是有限的，可家族乃至子子孙孙，所需就变成无限的了。如果要再考虑二奶小密，情妇队伍这种“后现代家族主义”的需求，那就更可怕了！多少财富也不会够的！疯狂敛财，大量囤积，就变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不久前有惊人报导说，比尔.盖茨与巴菲特都争先恐后把自己的巨额财产捐给慈善事业，数额分别在数百亿美刀，简直是疯了！这么多银子，难道不都是正路来的吗？不考虑哈自己的子子孙孙啊？
一边在捐出，一边却在敛进，捐出的是规规矩矩的所得，敛进的却是不义之财，这就是文化的区别。
说到这儿，自然会引起一系列道德评判、政府问责、制度追究....。但是，说实话，俺对这些可是半点兴趣都没有。道理很简单，俺并不认为美国、西欧或者北欧就那么美妙，说实话，那很枯燥，很单调，很无聊，甚至很压抑。俺还是喜欢咱国，喜欢这份丰富多彩与热闹，喜欢欣赏咱这社会与文化的跌宕起伏与变迁，爱谁谁！
September 07, 2006
文化之杂交：贪婪（1）
有人告诉俺，英国人罗素上世纪20年代来中国时，表示非常喜欢中国和中国人，说了很多赞美之词，后来陪同的本国学者表示，还是想听洋学者说说国人的缺点——咱向来有谦虚之美德——罗素盛情难却之下，就说了三条：贪婪、胆小、麻木。
我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真能糟改人！
对罗素的判决俺只能承认罪名其一，那就是贪婪。其它两项罪名不成立！
说胆小，那是因为看见中国人打仗，一打就跑，不肯顽强作战。可那时是替军阀卖命，不跑等死啊？死了不是白死了？凡为自己与正义打仗，中国人一点都不胆小的，切！说麻木，那是因为民不聊生，灾难太多死人也太多了，成天那么敏感，人的神经受得了吗？看似麻木，没有激动，实际是在作深层次思考，那叫深沉，英国SB一般不懂这个。
可说到贪婪，俺没法否认，国人太贪，贪心误国实在是登峰造极。
前不久有人引述古洋人赞美俺们大明的太平盛世和谐社会的文章，估计是以此证明当今的不堪——“痿光正”近乎于败家子。
对大明的事儿，俺可略加补充：美国的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里，据已有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足见那会儿俺们大明之NB！
可是大明却并不真的那么NB，古洋人看到的只是东南一角，听到的只是官员吹牛，实际上整个大明却是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为什么呢？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在哪啊？既没用来发展生产，也没用来高消费，消费至少还可以促进第三产业，银子至少还可以向百姓处流动，可都没有！这些银子大多都藏在了朝廷官宦地方官僚的家里！整个社会弥漫着贪婪，从朝廷到地方，贪得无厌，疯狂地囤积银子，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甲申（1644，崇祯上吊完蛋那年）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问皇上，咱国库还有多少银子啊？崇祯很生气：这你也问？能告诉你吗？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大珰逐家强行“捐银”。众人个个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二万，皇后父亲捐一万，其余“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坚决一毛不拔。
然而，等李自成进了京，起义军抄家，全漏了底：陈演家“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
最后，起义军刘宗敏抄来上交的有1000万两，其他将领上交的约有1000万两，崇祯国库里抄没的有5000万两，整个加起来，单在北京就抄来约7000万两！相当于弗兰克所说的百年欧亚贸易流入白银的1/5到1/3！
贪婪啊，贪得无厌啊，要钱不要命，要钱不要社稷，咱大明能不亡吗！？
September 05, 2006
再说俺们的文化
游民，最初就是游离于宗族宗法网络之外的人群。
如果是在宗族宗法网络之内，就有宗族体系保护你，豢养你，限制你，约束你——有利有弊。利是比较省心和安稳，弊是不自由，也很匮乏，久而久之，人性就萎缩了，显得生气全无。
游民不然，没这层保护，也没这层限制，只能自己奔，却能自由地奔。说自由，当然并非真的那么自由，只是扔掉了儒学的思想包袱，心里觉得比较自由。他们在宗法与儒教的空裆里奔饭吃，奔钱花，一边能骗骗，能抢抢，一边痛恨着宗族体系，伺机闹事造反，所以，从来也不觉得骗与抢，闹事与造反有任何心理负担，生生不息，极有活力，不论善恶，只管成败，成王败寇，听天由命。
当游民故事通过小说广为传播，形成了小说教与游民文化，这文化可就不仅限于游民了，经常就铺陈到了体系之内。大企业也会卖假药，大官也会贪赃枉法，完全不顾了宗法与儒学教诲，完全不守规矩了。宗法体系与儒学几乎只能干瞪眼——介就是文化的力量啊！
所以有高明的流民，做了皇上之后，就百倍地加强宗法体系，百倍地宣传儒学，希望将儒学灌输于所有的臣民，特别是灌输于游民之中，直到把所有的游民、非游民都牢牢掌控在体系之中，全都养，又全都限制，以为就会好起来。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当人性萎缩的时候，创造力也就没了，财富就会趋于匮乏，甚至枯竭，人口却恣意膨胀，闹得简直养不胜养，皇上就成了SB。何况人性难以压缩，游民文化无法根除，“福利事业”终成恶梦，不是外族来收拾，就是依然毁于游民造反。
百般无奈之下，终于有新招数出现了，那就是控而不养，控而不限，只控乱与反，只控人口膨胀，其余不限，当然也不养。这只是简言之，实际操作可能比较复杂，不是俺辈能说全的，估计大概意思不会错。
不过，游民文化根深蒂固，这一招数显然助长了乱象丛生，匮乏的财富与资源，有尺度的控制，给游民文化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新的舞台，骗的骗，抢的抢，造假药的造假药，贪赃枉法的贪赃枉法，造反的继续煽动造反....。
这回，新招数看来是铁了心不再回归，他们的心思是：一边坚决守住底线，强力控制，一边加速创造积累财富，逐次均衡，又一边谨慎地放开言路，意在抄游民文化的后路。其要点是：逐步加大游民行为的成本。当游民的财富不断增加，游民行为变得很不合算，损失远大于收入，风险远大于所得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游民行为的兴趣与内在动力，就会期求新的财富保护规则与相互妥协，游民文化的衰落期就开始到来了。
本人看着是这么回事，究竟是不是，究竟行不行，俺不知道。
唉，俺们可怜的游民文化啊，加油啊，抓住时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