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沙特国王一时心血来潮，要在游泳跳水等项目上争得一席之地的话－－反正他既有的是钱，又有的是权－－自然可以不计成本的弄几个游泳馆跳水馆，专门养一批运动员去训练，说不定四年下来，还真能在奥运会上拿几块金牌。可是，这样又如何呢？能说明沙特人在游泳跳水方面取得了普遍的进步吗？似乎不能。
我们的体育模式偏偏就是如此。据我所知，近代提出体育一词，是出于保国保种之需要。故体育一词与智育、德育并列－－顺便说一句，德、智、体三者的顺序，在严复那里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是体、智、德－－总之体育很重要就是了。近代最早提出的体育一词，英文里对应的说法为PE（Physical Education ），这个词更侧重于指作为课程的体育。
现在要提到另外两个词：Sport和Game。Sport侧重于运动，比如说到健身房里去运动，或者自己在家做个仰卧起坐什么的；而Game侧重于商业性和竞技性的赛事，比如说NBA的宣传片里面，莎朗•斯通便大声说：I love this game！再比如奥运会，其英文不过是Olympic Games。
显然这三个词各有侧重不同，但是在中文里，统称为体育。这说明我们对体育本身就认识不清。一个显著的例子是2002年德国女排世锦赛上，陈忠和因为“放水事件”（失败）而遭到舆论的猛轰，甚至连国家体育总局都公开批评女排“违背了体育精神”。当时我就隐约的怀疑什么叫“体育精神”。于是我跑到主管全国体育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官方网站上去查，结果很遗憾，没找着－－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国家体育总局不知道什么叫体育精神，也许是隐藏得比较深我没找着呢？也许是人家不愿意公布出来呢？反正各种可能都有。事实上，根据上面所说的，我觉得要谈体育精神，至少得有三种精神。
就PE而言，体育精神应当是为提高大众的身体素质而服务（作为教育的门类而言）；
就Sport而言，体育精神应当是大众体育，全民健身；
就Game而言，体育精神应当是公平和夺冠（当然也可以说再加上重在参与什么的，但究其根本，应当是公平和夺冠），为了夺冠，就必然导致不断挑战极限；
现在再来看国家体育总局的批评。女排参加的世锦赛，属于Game，Game的精神就是夺冠和费厄泼赖。显然陈忠和“放水”是为了夺冠这一目标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包括陈忠和在事后写的公开信里面，也坦承自己犯了“锦标主义”的错误。我想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那么问题显然在于公平。
说到公平，显然问题就多了。首先是规则有没有“漏洞”的问题，事实上，规则都是有漏洞的，有漏洞就得允许别人钻，要么就干脆没有规则，发号施令的人想怎样就怎样，就可以了。其实，陈忠和所做的，无非是想要挑选对手，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优势地位。有优势，当然要发挥出来，不发挥是傻子。而不让发挥，就有些说不过去。比如说垄断吧，垄断是一种权力，但是该权力的来源有种种不同，有的是来自于行政力量，而有些是来自于在市场上获得的优势，后者称为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是合理的，小的电视机生产商就没有理由去抱怨大厂商把市场份额占完了。对于Game来讲，在某一个阶段中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当然可以在规则的允许下用以挑选对手。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再讲到田忌赛马的故事，田忌故意拿三等马去跟一等马比，这算不算“赛假马”？但是赛马的目标是获胜，只要遵循规则，就可以这么做。
再说公平，公平要分好多种，有起点的公平，有终点的公平，还有规则的公平。起点的公平是不太可能的。比如说我要去打NBA，那就肯定没戏。我自己不能跟他们一样高，当然也不能像拿破仑那样考虑把他们剁为两截以“消除这个差别”。在Game里面，终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因为冠军只能有一个，如果个个都是冠军，等于没有冠军，那就不用比了。所以说，对于Game来讲，唯一的公平就是规则的公平。这个规则确实是公平的，因为任何一支队伍，处于那种优势地位时，都有权去挑选对手。
陈忠和究竟违背了什么“体育精神”呢？我们只能说按照Game的成王败寇的规则，他失败了。当然，从尊重观众的角度来讲，放水是损害了观众的利益的。但这更多的是一个商业问题。
因为我们对体育的认识不清，所以混淆起来看，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然而一旦分开来看，我国的体育模式显然有问题。这就是开头杜撰的那个例子。按照PE的逻辑，体育的目标是使全民的身体素质获得提高，并一步步向Sport靠拢。然而我们的体校模式忽视全民体育（当然也搞过全民健身运动，但是收效如何大家心知肚明。收效差，自然是因为不重视和投入少），在体校模式里面，一个学生，因为某些运动方面的特长，而得以进入体校，然后再进入某支运动队，直至最终进入国家队。体校模式本身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在向塔尖迈进的过程中当然也淘汰掉多数人，从理论上讲，这保证了国家能够把最优秀的Sport人材选拔出来给予最好的培养。然而这个金字塔与大众的身体素质全无关系，是另外的一个系统。如果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官本位的关系（某地队员成绩好，该地体委官员脸面有光，升迁有本），那就是给全民挣面子的关系（奥运会就是实例），然而终究与全民的身体素质无关。
毫无疑问，国家培养运动员是需要钱的（我不知道国家体育总局获得的预算跟国家教委比起来哪个更多些）。我们花大把的钱，把运动员培养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富裕到相当的程度，自然也可以这么做。可是我们有那么富吗？
在体校模式之下，运动员和准运动员们的任务就是提高自身的竞技水平，几年十几年下来，运动员舍此别无长技，而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又注定不会太长，那么他们今后做什么？出路无非是去做教练、进体委。当然后来就流行运动员进名校读书。对此我原先是持否定态度的，莘莘学子们苦读十几年，未必能够读大学，而（著名）运动员们轻轻松松就可以进名校读书。这显然不公平。而且运动员们本来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无论如何，在他们的运动生涯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回报（虽然可能存在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问题，但没有人能够逼迫他们去做运动员）。况且教育是社会资源，而不是国家资源，凭什么任其享用？更何况不公平的还在于，越是著名运动员，越容易进名校读书，而著名运动员们所获得的回报，已经是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样在运动员之间，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后来我的看法转变了，我转而同情他们。如前所说，他们几年十几年下来，身无长技（而且往往伴有病痛），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如果都去做教练进体委的话，恐怕会造成“体育系统”越来越庞大的状况，而这一系统又是一个消耗系统，不事生产（如果说生产的话，也只是在生产精神愉悦），长此以往，社会能负担得起吗？所以让他们去大学进修，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起码可以获得谋生的本领，为将来提供更多的选择。
据说尤伯罗斯现在已是奥委会理事。这位商业天才成功的使洛杉矾奥运会成为赚钱的Game。商业化已经是现代体育的一项重要特征。然而商业化以及奥运会自身影响力的增长，都使得奥运会越来越背离当初的业余精神。希特勒也很重视奥运会，不过他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的种族主义谬论。现代奥运之父法国人顾拜旦明确提出，现代奥运会不以赢利为目的，然而现代奥运会却在商业模式之下越走越远。商业有其自身的逻辑，Game自然也受其影响，比如说，常人去健身房锻炼，无非是想强健体魄，未必要练到浑身肌肉隆起的地步。然而对于职业健美运动员来说，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夺冠，为了夺冠，就要把肌肉练得比别人更强。最终导致了看上去健而不美（起码不是常人眼中的美），甚至会对身体造成损伤。显然这是与PE的目标相背离的。
1919年，顾拜旦提出了“一切体育为大众”（All Sports for All）的理念。今天，我们的体育却更多的为了大众的精神愉悦而努力。不需要反思吗？
·西太平洋上有一个岛，那个岛上的土著酋长有一个特色：所有的酋长，其脑袋都是扁的。不是天生异秉，而是因为他们生下来之后就被确立为接班人，为了防止他人防冒，所以由上一代领导人将他的头夹扁。
·波普尔选择呆在英国而不是回奥地利的原因简单得令人不可思议：英国的送奶工将牛奶放在订户家门口，不会丢失，而在奥地利，就会被人拿走。
·李世民问魏征，做皇帝怎样称为明君…[译成现代语味道尽失，不如来原文：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晋明帝司马绍问王导，咱们司马家的天下是怎么来的？王导据实以告。司马绍听了之后，顿觉无脸见人，把脸贴到床上，嗫嚅道：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医持批判态度，认为中医不是科学，甚至将其归于迷信一类。我想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而是科学主义的态度。科学与科学主义，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科学，即“赛先生”（Science），乃五四先贤高举的两面大旗之一。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中国历来缺乏科学，同时也因为中西文明碰撞之后，发现“中国百事不如人”（胡适语），而西方文明的基石在于科学与民主。为求富强，五四先贤高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这也不能不使得赛先生在中国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其实更早一些，“西体中用”的说法同样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科学在中国有流于科学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然，科学主义在西方也同样存在。
何谓科学主义？科学主义（Scientism）是一种哲学观点。科学主义相信科学万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其基本宗旨认为只有科学权利才有意义，任何科学以外的权利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值得探讨的。很显然，这种科学主义是一种偏颇的哲学观点，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科学是“有用的”，而中国人又是以功利的态度去接纳科学，故而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有着强烈的实用色彩。科学一词应当指严格的精密科学，如天文和物理。而在中国人眼中，医学、数学，无一不是科学，甚至连技术都带有科学色彩，以至创造了“科技”一词。本来这只是对科学的认识不清，然而很快这就导致了科学主义。
在这种科学主义的思路下，中医被认为“不是科学”乃至“迷信”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常见的对中医的批评是：中医是经验的，不是实证的。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疾病，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效，而不是治疗手段有多少病理学基础。打一个比方说，面对饥饿，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去搞清楚面包里面含有多少氨基酸，以及面包进入胃部之后如何消化，而是要填饱肚子。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因为面包的营养成份得到了统计，就声称米饭是不能填饱肚子的。从逻辑上讲，这显然是荒谬的。
中医的“出身”不太清白，古者巫医不分，这也是遭人诟病之处。问题是，古者何止巫医不分？巫与其他文化都是不分的，巫是当时占有文化的一群。同样，科学的“出身”也不太清白，中世纪的时候，科学、神学和哲学是三位一体的，科学活动是宗教活动的一部分，是为信仰和教条服务的。当然，科学有一种唯理精神，这使得科学最终从神学中分离出来。指出这一点，仅为说明“出身论”从逻辑上是不能证明中医是迷信。据《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一书，“西医”在当初也曾经盲目灌肠，灌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中医并非没有自身的理论，而是这一理论不属于科学理论，而更近于一种哲学观点，即认为人体是一个平衡的有机整体。今天是否有人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我不得而知。我想中国人对中医的反对态度，多少也与鲁迅有关。鲁迅是反对中医的，而鲁迅的那篇文章早早的进入语文课本，在少年们的脑中留下了印象。其实当时反对中医的人何止鲁迅一人？郭沫若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而孙中山在西医束手之际，也坚决不肯延请中医，为着这事，还得了鲁迅的赞誉。可以说，对中医的反对态度，在当时十分普遍，其基本原因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最具代表性的，应当是傅斯年的话：“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从这句话中可见，中西医之争，在当时被视为科学与非科学之争－－甚至愿意用生命去捍卫自己信仰的科学。对于这样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并且身体力行的人，我们唯有敬仰而已。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中医具有实效。
科学是强大的，人们很快就认识到科学的好处，以至从中发展出的科学主义形成一种原教旨主义。这属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滥用”，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就是唯科学主义－－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计划经济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幻想可以将人类的全部智慧集中起来，形成一个超级的智慧，这个超级智慧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知道历史发展的规律，可以为全人类指出前进的康庄大道。哈耶克反复指出：这样的超级智慧是不可能的；最终必然要求千百万人听命于一个人的头脑。“他们最大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的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显然中医不是这架机器上的零件。我想，愿意看中医的人，就让他去看，不愿意看中医的，也不去勉强，这便够了。
看了老刘也说两句的文章《从车站的收费厕所说起》之后，感觉老刘在文中所提及的观点[及观点背后的思路]可能是比较普遍的。而我的看法恰恰与之大相径庭，正好就借此事也说两句。
老刘是反对车站的厕所收费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主要原因有：
一、国家规定了车站厕所一律禁止收费；
二、违反国家规定的收费降低了国家的权威性；
三、车站是城市的门户，车站厕所收费影响了城市的形象；
主要应该是上述三条，另外则是：
四、国人面对“不合理的事情屡禁不止”而“麻木不仁”，是我们民主进程的最大障碍。
我的看法基本上与老刘相反。试分别述之。
一、国家有没有权力规定车站的厕所一律禁止收费？
假如国家的规定一直延伸到厕所的话，那么国家的权力触角显然无处不在。这种高度膨胀的国家机器，我们见识过。带来的是善之果还是恶之果？当然我们得承认，车站属于公用设施，但是为什么公用设施就不能收费呢？长途汽车也属于公用设施，为什么要收费呢？
一座车站，其厕所是否收费，应当就自身的情形来做出决定。在实际操作中，老刘也承认“主要是中小城市”车站厕所收费的情况屡禁不止。也就是说，大一些的城市，其情形可能要好一些。这跟各地的开放程度、经济、文化都有或潜或显的关系。如果靠国家规定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国家是否可以规定GDP增长率必须达到8％[当然是假设]？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国家不考虑各地的具体因素而制定“规定”，那么各地是否需要“因地制宜”呢？连厕所是否需要收费的问题都要由国家来规定[甚至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的话，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二、国家的权威性是如何“流失”的？
国家的权威性来自于民众对于规则的服从。这里至少有两个前提：1、规则本身必须是合理的；2、执行的力度相对平均；
关于1，首先是国家不能越界去制订规则，国家不能侵入私权的领域去制订规则，比如说，不能规定必须使用哪种输入法；其次是规则本身要能够达到。巴苏有一个核心定理：任何通过法律可以得出的结果，通过社会规范一样可以得到。这个定理有两个推论：A、通过法律能够得到了结果，没有法律也能得到；B、如果社会规范得不到的某个结果，那么法律也不能得到这个结果。如果国家强行制订出社会规范得不到的结果，这样的规定是谈不上权威性的，因为这必然造成上下交相骗的局面。
关于2，这里不是主要的，只附带的说一说。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严打”。严打意味着规定的执行情况[从时间上来说]不平均，呈波动状，时紧时松。这将带来什么后果？将会造成侥幸心理，从而在实际上起到鼓励违规的作用。就车站厕所收费来讲，造成的结果就是：上面来查了，就不收费，上面走了，就继续收费。国家的权威性是怎样“流失”的？
三、“城市门户”能否构成不收费的充要条件？
显然这是不能的。我们可以说，一个城市的商店、交通、电信服务等等，都是城市的门户。这些都不需要收费吗？如果一座城市的形象体现在免费上面的话，则所有的城市都是没有形象的。
我觉得，就旅客而言，反对车站收费的最合理的理由应当是：要求车站说明车票中各项费用的组成情况，如果其中含有厕所的费用，那么车站不应当重复收费；如果其中不含有厕所的费用[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则收费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所在的城市，车站厕所是不收费的，去外地，偶尔也遇到收费的车站厕所。而且令人感慨的是，基本上，越是差的厕所越要收费。我想这说明了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因素恰恰是不能靠法规来统一和规范的。一座城市的形象，不仅仅体现在高楼大厦这些看得见的、硬的东西上面，更多的体现在城市文化等软的东西上面。而这些东西，我们应当承认，是不能猝然拔高的。硬体制和软体制应当处于相协调的水平上，尤其是，应当是由硬体制来接近软体制，而不是反过来让软体制来就着硬体制。所以，由国家来规定车站的厕所是否收费，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车站厕所是否收费，我看是行不通的——如果能够行得通的话，为什么不规定所有的公厕一律免费呢？关于厕所，近期有报道，说某些地方规定了饭店的厕所也一概要免费开放。结果很多人不好意思，说我怎么能跑到饭店里去免费上厕所呢？这显然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能”还是“能”的，但是心理上不容易接受。所以说还是不能忽视软体制的作用。
关于第四点。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就车站厕所而言，主要是旅客与车站处于不对等地位的问题。就更大的范围而言，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第三部门。
·医生、律师、教师等职业关系到人的健康[乃至生命]、权利、及素质[尤其是义务教育]，严格的说，这些都属于不可交换的东西，在市场条件下，不可交换的东西才是真正珍贵的，因而这些行业都比较特殊，对从业人员的道德要求相对较高。道德不是平白无故的来，要有相应的制度与激励。
·关于红包，病人送红包是为了放心[这方面有今年的报道为证]，之所以如此是他们[或者说他们认为]没有办法去考量医生是否尽心。这种弱势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另一方面也由于健康的宝贵。同时，从媒体或者口耳相传中，人们获得的信息是“别人都在送”，所以对于他们而言，送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断然的不让送，病人的心里不放心，是很可肯定的。这一方面也暗示人们对医生的职业道德的怀疑态度。
·文章里提到如果不收红包会混不下去，这一点能够理解。但是“领导会开除他”显得有些不可理解。出于什么考虑？
·关于药品的回扣，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很多平价药房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医院药价与平价药房之间的距离。当然，药品的种类千差万别，差价有大有小，有些药品甚至没有差价可言。现在医院在采购药品的时候也采取招标的形式，但是效果不太让人乐观。中国人的小聪明太多，即使是在招标的形式下，也可以玩出花样。
信息要公开，否则谣言就会流传。我想老刘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中不会没有“人言[现下社会对医生的看法]”的因素。
·办法在于：1、医药分开。我国长期实行以药养医的模式，这很不合理，也为现在的药品回扣打下伏笔；2、挂号费太低，应予大幅提高——当然，很明显前提是医药分开。
有医生跟我讲，医生读收读了那么多年，从事的职业也被称为很高尚，获得的物质报酬太低，心理当然不平衡。去寻找[与其说寻找，不如说是选择，因为已经送上门了]一些额外收入，尽管不符合规定，但从屡禁不能止来看，这种要求是合理的。研究原子弹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有人替他们“喊冤”，而医生呢？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人体现出他的价值。在现有的制度下，一个“纯洁的医生”获得的是什么呢？道德上的自我满足。这够吗？
医药分开至少可以让医生心无旁鹜的去诊疗。好处是很明显的。但问题在于：这个办法早就有人提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实施呢？因为医院已经获得的利益，要它放弃，是比较难的。并且目前的这种利益是不透明的，提供了“上下其手”的空间。要医院主动放弃这一利益是不现实的，尤其是考虑到多家医院并存的情况。所以，这应当由国家来强制实施。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惊奇的发现中国人家家户户都不喜欢关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离开噪音就无法生存。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生活在自证清白的恐惧里面。
连坐制度，从商鞅开始，一直在影响着中国。连坐制度的实质就是把人们绑在一起，一个人必须为别人的错误[当然是统治者眼里的错误]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显然每个人都是有可能犯错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于是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大家互相自证清白。这样才能彼此安心。看起来这种情形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大家都获得了一些安全感。但是这种安全感是源于恐惧的，而这种恐惧本来是不必要的。
自证清白暗含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不清白的，这与儒家所说的性善论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其实中国一贯是外儒内法的，骨子里不相信性善，但又不肯赤裸裸的说性恶。很多虚伪的东西都是从这里来的。
自证清白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咱们的警察喜欢说“如果没有问题，为什么把你弄到这里来？”比如说，不少人酷爱打“一块钱官司”，排除炒作的因素，基本上都是因为只想求一个清白——清白已是不易得，遑论其他？
因为生活在自证清白的恐惧里面，所以中国人不习惯关门，而是将自己的一举一动暴露在别人眼里；因为要自证清白，所以讲话很大声——小声说话容易引起别人的猜忌——我想这是中国人习惯大声说话的重要原因。
说要“自证清白”，显然有一个问题：证给谁看？如果是证给邻居同事看，不关门什么的大概也就够了。但如果是要证给国家机器看，这事情可就麻烦了。因为国家机器是有巨大力量的，你在它面前渺小得很，而它又认定你是不清白的，你怎么证给它看？所以很多事就得凭运气，如果不相信运气的话，只好走走门路了。
绿茶——吕方粤语专辑《流浪花》
重相对没说话，低首看这冷却绿茶
情感如何作罢？刚摆脱竟再次念挂
人总会忘记吧，心总有思绪似乱麻
明知这全数谎话，不想你心里更害怕
曾经埋藏眼泪，它偏向心痛处乱爬
曾比说缘已尽，偏加重感觉再念挂
难堪你没说话，低首看这冷却绿茶
如今你犹似它吧，心只有一片冷漠吗？
今天的心荡满风沙，如何让这个我一再调查
从前旧爱侣一抹一分的爱，今天今天可给了他？
多耽一刻或要归家，如何让我再去刻意调查
呆坐半晚，心里多少想说，只讲了“你好吗？”
当心一颗热暖的心，为何像今晚这杯里绿茶？
明明热烫过它却终于冰冷，忧忧郁郁怎么喝它！
孤孤单单是我的心，如何力挽片片灰暗落霞
呆坐半晚，心里多少想说，只讲了“你好吗？”
不得不承认，粤语的歌词比普通话的更具隽永的意味。这首歌词里头用了一些叠词“一抹一分”、“忧忧郁郁”、“孤孤单单”，忧忧郁郁这个词尤其好，在普通话里好象是没有这个用法的。然而用在此处，很妙。歌词里面“调查”这个词用了两次，都不好。
想像一位失爱的男子，与旧女友相遇，两人晤对无语，只能低头看着桌上的绿茶。多少心事没法说出来，只能生分的问一句“你好吗？”
物是人非，茶也渐渐的凉了。
以前听过这首歌，就很喜欢。后来丢了。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找不到下载的。今天找到在线收听的，不错。
吕方也是一位不错的歌手，只是一直没能红起来。李克勤也曾经半红不黑好多年，如今咸鱼翻身了。吕方估计是不会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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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香港的词人似乎喜欢用叠词。但有时候用得未免太多了，看上去更像是文字游戏了。
周燕芬案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黄静案。的确，两案有很多相似之处。黄静案里面，当地警方也曾“排除他杀，不予立案”，也曾力证姜俊武案发时不在现场。但是我想，公关机关应当也必须是一个中立的机关。面对如此多的疑点，公安机关没有反思一下的必要吗？
看武侠小说都可以知道，真正的大宝藏，其钥匙不是一把，而是要几把合起来才能打开，否则的话，极容易被某一个人私吞，这样是很不公平的。而面对这样一类（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案件，解决之道恐怕也是如此。当事者与警方在尸检问题上出现分歧时，应当允许申请第三方鉴定。以前医疗纠纷处于自查自纠的状态时，因为信息及地位的不对等，常常使病患一方处于劣势。现在不是改成由第三方鉴定了吗？虽然这样并不能完全的解决问题，但是至少当出现问题时，提供了解决的途径，而如果医院方没有责任，有了第三方的鉴定，病患也更能接受，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
清华大学教授、宪法学专家、黄静案的律师胡革在被问及认为黄静案中什么最重要时，他说是“程序正义”。是不是值得我们深思？
孙志刚死后，艾晓明教授撰文说，她对她的儿子讲，如果碰到什么“特殊情况”，你一定要告诉对方，你的母亲是大学教授；看上去语气有点理直气壮，然而艾晓明教授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其实她很担心。
7月25日，黄静的母亲黄淑华女士专程赶到南昌，与周玉辉、黄水仙夫妇见面。当两位痛失女儿的母亲一堂晤对，执手无言的时候，她们的心底涌动的是怎样的痛？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让天下的母亲不再如此担心？艾晓明教授什么时候才能放心的告诉她的儿子，你尽管大声告诉对方，你是一位公民？
过去读书的时候，教科书上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个定义显然有问题，它在说法律是什么，而并没有给出什么是法律。就好象要给“人”下一个定义，我们就不能说人是有两条腿的。这不是定义。
巴苏有一个核心定理：任何通过法律可以得出的结果，通过社会规范一样可以得到。这个定理有两个推论：一、通过法律能够得到了结果，没有法律也能得到；二、如果社会规范得不到的某个结果，那么法律也不能得到这个结果。
今年山东省交通厅出台了一项规定：从事长途客运的客车，司机连续驾驶不得超过六小时。这项规定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是实施起来未免有难度。因为不可能给每辆车都配备一位监察员——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更糟糕，因为这提供了更多的权力寻租的机会。显然这一要求过高了，给实施带来了难度。如果一定要实现，则必然要付出过高的成本。如果是抱着随便实现不实现的心态，那么，这种做法无疑将降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程度。
这种过高的要求，我们当然要承认要求本身是合理的，但它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比方说，道德恨不得人人都是圣人，但没有哪条法律敢强制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规范，但是法律应当是下限，而道德是上限。道德要求人人都做雷锋，但法律不能这么规定。
道德本身是不会虚伪的，但如果与现实脱节，就是虚伪的了。比如说宋儒喜欢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就很虚伪。因为他们自己是没有失节的危险的[当然仅指贞洁]，就算真有这种可能，你做得到，不能强行要求多数人都能做到。就好比万一刘易斯成了地球的主宰，他就不能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在十秒之内跑完一百米。
从道德的角度去制定法律，带来的结果只能是法律可执行性极低，人们对违法不以为然[因为本来就做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都将处于极低的水平，除了真正的道德高尚者。这时候，真有好的法，也难免得不到良好的执行，因为社会风气已然如此。
通过规范得不到的结果，试图通过法律来达到，带来的局面就是这样。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的意义是大大缩短形成规范的时间。比如说四舍五入，这是一个“习惯法”。设想这一习惯法尚未形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但问题是：“四舍五入”这一标准本身必须是合理的，你不能制定一个“八舍九入”来强制实行。法律只能规定一些好的规范，但本身不能创造规范。
道德是一种内省的力量，严格的说，应当只对个人有效。任何一种道德，你认可它了，才会去按照它的标准来做。但法律不一样，法律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用道德的标准来制定法律，问题就在于过度的依赖于强制力，而忽略了认同的重要性。这将导致不认同，导致抵触。
但道德始终是有感召力的。人人都是圣人的社会，肯定令人期许。就好象学生考试，人人都是一百分不好吗？但是及格线只能定在六十分。“我们把标准定在六十分，岂不是令人难堪？”这种思路本身就是一个道德的思路，不能据此来制定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