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篇《坚决不娶80年代女》，结果就得感谢一干80年代MM了，砖之头兮纷纷砸过来，要是我能搞到土地使用证的话，立马就能盖一幢二层小洋楼，但是眼瞅着规划中的建筑物有超高的危险，为平息众怒起见，还是再来一篇《坚决不嫁70年代男》罢！
掰着手指算一算，70年代男子里面，应该有一半迈进30大关了吧？古人说三十而立，假如到现在还没成家，还把希望寄托在80年代MM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的基础之上的话，恐怕是“情剩”级的人物了（情场上剩下来的），这种人物难道值得嫁吗？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还是认命吧。
70年代男生们往往一开口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尴尬的一代”－－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不包分配了；好不容易记住周杰伦的“哼哼哈兮”，人家又SHE了；好不容易考个公务员，人家又MBA了；好不容易进了单位，人家又不分房了；好不容易学会点头哈腰，人家又欣赏有冲劲的新一代了－－怎么？你们尴尬就一定要获得同情吗？别整天一张嘴就是满世界都欠了你们似的。要说满世界欠了你也行，拿欠条出来我看看！（没有？）没有欠条就面对现实吧！
你们知道微软吧，微软虽然开宗立派的时间还不长，但已形成了一项伟大传统：很多员工到了30岁就举行退休大典。人家赚钱赚够啦，要退休享受人生去啦。你们扪心自问，有谁敢这样做？别怪MM现实，生活就是现实的。OK，结婚不是经济问题，是感情问题对不对？那你自己成天累死累活欲罢不能也就算了，居然拉别人下水，还打着爱情的神圣旗号，亏不亏心哪？你要是想傍富婆，就严重鄙视你！呸呸呸呸呸！
就像刚才说的一样，70年代男生往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受迫害情结，而且还容易陷入这种情结不可自拔：越是过得不如意，就越是觉得受迫害；而越是受迫害，又越觉得因为自己太高尚、太老实、太淳朴、太……反正把好的形容词都挂在后面就对了。总而言之，就是自卑与自大的完美结合。这种心理健康水平，适宜结婚吗？想要达到适宜结婚的心理健康水平的话，挣俩钱都送到心理医生那里去吧。少打歪主意，就算心理医生是一PLMM，人家也看不上你。为什么？医者父母心的道理懂吧？人家是有职业道德的。
说到职业道德，70年代男就差得更远了。刚工作那会儿，净想着福利，发现福利没了，就打定主意要跳槽。自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结果却错得离谱。一来二去，就学会了混日子，成天介表面唯唯诺诺装孙子，心里暗自骂娘过大爷的干瘾。明明做了和尚，还要嫌发型不好看，更别说去撞钟了。可是有本事你别做和尚呀。你们当年的冲劲哪里去了？这种没志气的男人，有人会要吗？我深表怀疑。
70年代男生小时候看看阿童木，就快活得不得了。年纪都一大把了，还惦记着阿童木，拜托有点与时俱进的精神好不好。要不然你们是以考古为终身志向了？告诉你，60年代阿姨都已经嫁出去了！
《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照亮了美利坚民族历史与性格的文献汇编
《大中国志》——一位葡萄牙人笔下的中国
《胡适评传》——耿云志 编
《林语堂散文选集》——多看多有味
又发生矿难了。
2月14号，情人节，当人们苦心孤诣的讨好荷尔蒙时，又发生矿难了。阜新矿业集团公司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瓦斯事故，203位同胞的生命之路就此走到尽头－－或许这一数字还会增加，因为新闻告诉我们，仍有13人下落不明。那些虽然卑微但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今变成了冷冰冰的统计数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明年的情人节，还有多少人会记得？
难道国家不重视吗？否。君不见，每次矿难被报道出来之后，均是慰问如仪、彻查如仪，有时候少不了上演几个令人感动的镜头。可是难道国家真的重视了吗？真的重视的话，怎么会2月份山西灵石发生矿难（29名矿工罹难）、6月份河北邯郸发生矿难（12名矿工罹难）、10月份河南大平发生矿难（147名矿工罹难）？－－以上均为2004年的数据，且不全。
你说究竟国家是重视还是不重视？
去年曾有电价要不要上涨的讨论，从那里可以知道，原来电价是不能上涨的，因为电价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同理，煤价也是不能上涨的，因为煤价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甚至关系到“国际竞争力”。简单的讲，要确保煤矿的安全生产，就必然提高煤炭的生产成本，而煤炭的生产成本上升了，“国际竞争力”就要下降了。所以我们甘之如饴的享受着低价的煤电，或许有时候还不无自豪的吹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但几乎不会想到这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或许有人可以说这是发展的代价，但请容许我问一句，发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安居乐业幸福生活？
一位美国总统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应该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句话反过来的意思则为，当我为国家做了些什么的时候，国家也应该为我做些什么。当矿工兄弟为了让煤价保持在较低水平而宁愿面对并不安全的生产条件时，国家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是渺小的个体，也许是不得不这么做，但国家呢？）死者已矣，我们难道不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吗？请不要忘记，我们都在共同享受着不当利益。当我们都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叫人民，而人民的代表，就是祖国。祖国，请为他们降半旗。
降半旗，听起来似乎是大人物才能享受到的特权。但请看看吧，911之后，美国降半旗；巴厘岛爆炸后，澳大利亚降半旗；俄罗斯别斯兰恐怕事件后，俄罗斯降半旗……这些国家都为他们普通的国民郑重其事的降下了半旗。祖国，我们是您的公民，您应该尊重每一位公民。祖国越爱我们，我们越爱祖国！
2005年的情人节，二百多位矿工兄弟罹难。情人节是怎么来的呢？传说是为了纪念瓦伦丁。瓦伦丁为了人们的幸福，死在狱中。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他的祭日演绎成情人节。也许你说，这只是传说，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珍惜生命，关心个体幸福的意识？他们有。如今二百多位矿工兄弟罹难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祖国，请为他们降半旗。
《再见，列宁》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一个谎言的问题。
亚历山大参加那场游行时，出现了一个绝妙的镜头：亚历山大高呼“新闻自由”时呛着了。哦，自由也好，真相也好，会让你呛着的。谎言是唯一的压迫，谎言也是唯一的解救。
正是在这场游行之中，亚历山大的母亲晕倒了，病情如同社会的遽变一日千里。当母亲恢复神智时，一切都已完成。为了母亲的精神不受到刺激，亚历山大只能让母亲生活在谎言里面，亚历山大的新生活从卫星电视开始，而该死的卫星电视却差点揭破谜底，这有些讽刺。但其实与游行时的咳嗽一样，并无二致。
有必要再回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从小向往宇航员，然而在宇航员飞向太空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叛逃了，为了一个西德的女人，抛家弃子。亚历山大向往超越这些，飞向太空。但如果想要这么做，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必须借助于国家。然而国家解散了电视机修理部，也就是说，他失业了。
在他为母亲煞费苦心的编造了成打的谎言之后，母亲反倒讲出了真相：原来父亲并不是“为了一个西德的女人抛家弃子去国离乡”，而是父母共同策划潜往西德，只不过由于一些现实的因素，父亲去了西德，而母亲没有能够成行。在这一刹那，亚历山大、母亲、国家合而为一了！——他们都在说谎。
亚历山大在听到真相之后，几乎无法忍受，然而他终究继续谎言，因为他相信，他的谎言是善意的。而母亲的谎言呢？却又是为了什么？这么多年，她似乎已经连自己也骗了。然而也正是连自己也骗了，因此才益发相信其正确。谎言是善意或恶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邪恶的谎言教人去恨，善良的谎言教人去爱。
父亲未必是西德，而母亲却是东德，因为她已经安心于让孩子们在仇恨中成长（注意她的职业：教师）。奇妙的是，父亲终于出场了。在父子相见时，那个女人的那一瞥，意味深长。及至医院病房外，父女相见却不相认，正说明女儿多年来所接受的“父亲抛家弃子的教育”卓有成效。一幕无声的镜头，让人恻然。不过，与其去问责于母亲，不如去问责于国家吧。
而国家，重新统一的新的国家却再一次的将他们拒之门外，将他们扔出银行。
肉食者要的是“团结的力量”，而团结，可以来自于爱，也可以来自于恨。对于亚历山大而言，剩下的只有迷茫：他不知道纳娜究竟对母亲说了些什么，他也不知道父母相会时究竟说了些什么。母亲死了，但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得知了一切。谎言究竟有没有作用呢？天知道。所以最后母亲的骨灰随着“火箭”撒向了天空——注意：东德、西德和新德国均不允许这样做。
是的，母亲亲眼见到巨大的列宁雕像被拆掉了——尽管那雕像让她不敢逼视。再见，列宁。一切都是无法阻挡的。
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钱学森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６月１２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２１０５斤以后，又有２亩９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３５３０斤小麦。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３０％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１／５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２０００多斤或３０００多斤，而是２０００斤的２０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１６０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１６０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在《中国知识分子死亡了吗？》中，许纪霖说：
历史上凡是真正重大的事件，在其发生的时候，都是不太引人注目的。而凡是当时就被认为“重大转折”的东西，多半是一种宣传，往往事后连史书也写不进去。
又云：德国知识分子更强调“内心的自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超越。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也很复杂。德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与他们所处的政治专制主义环境有关，凡是处于专制统治下，又无力直接向权力反抗的，通常都会退回到内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历史的层面，追求超越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现实层面而言，多少是想像性的，犹如中国的庄子。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茅于轼 著 讲述道德问题，比较全面
《李鸿章传》 梁启超 著 见识卓著，笔力雄强
《帝国的回忆》 郑曦原 编 另一个角度看晚清中国，引人沉思
《多元与统一》 王绍光 著 全面介绍全球第三部门
《蓼草集》 耿云志 著 耿云志的学术随笔
《走出囚徒困境》 郑也夫 著 郑也夫一向是让人佩服的
《中国农民调查》 陈桂棣 春桃 著 含着泪看完吧，想要了解中国，就应该去读
《文化文字学》 刘志成 著 用文字来还原远古生活
《中国科举制度研究》 王炳照 徐勇 主编 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全面研究
《当代中国人文观察》 陈平原 著 基本上是陈平原的演讲集
《梁启超讲演集》 夷夏 编
《章太炎讲演集》 马勇 编
还有其他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兹不赘。
唉
去年少于往年
只怕今年还要少于去年
强制婚检与纳粹法律
文/沙岗来客
自取消强制婚检以来，要求恢复婚检的呼声就没有停止过。请看2005年1月30日《信息时报》的消息：2004年广州市登记结婚的婚检率由2003年的97.7%急剧降为4.88%，与此相对应的是新生儿缺陷率不断上升的现状，广州市有关部门、医学专家忧心忡忡。有专家提出，取消强制婚检与现行《母婴保健法》矛盾，建议现阶段应恢复强制婚检，并予以规范或免费。
专家的呼声是强有力的。从各地媒体的态度来看，恢复婚检的意见已经占了上风。理由也非常地一致：新生儿缺陷率的上升，会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可是，我想请大家看看1月25日新浪网转发的一条来自《新闻晨报》的文章：“奥斯维辛搜出7.7吨头发德政府牢记纳粹罪行”。这篇文章的前面，有这样一段内容：
如果医学研究结果显示一个人的后代可能出现身体或精神缺陷的话，那么无论是谁，罹患遗传性疾病者都可被剥夺生育能力。这一规定源于纳粹1933年7月通过的一项法律，那时希特勒上台仅6个月。
看看吧。强制婚检与纳粹法律是多么的一脉相承。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时候，为了揭露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罪行，德国人把这条纳粹法律印在了海报上，在地铁站内广为张贴。与此同时，我们的婚检专家却在振臂高呼恢复强制婚检。网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评论：一定要强制执行生育检查，若是夫妇具有遗传疾病的，则不能准许其生育。
《婚姻登记条例》将婚前医学检查由“必须”改为“自愿” 各地婚检率几乎降低到零，充分说明新《婚姻登记条例》是符合民心的。但是，“婚检一线”的有关专家为此忧心忡忡，提出了“实行婚检行政强制，费用由政府买单”的对策。笔者丝毫不怀疑政府有提供婚检所需资金的财力，也丝毫不怀疑政府行政命令的效力，更不怀疑政府缺乏推行强制婚检的手段和方法。笔者相信，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全民动员”，“齐抓共管”，加上什么“一票否决”之类的考核、评比，肯定能顺利地实现强制婚检的目的。实在不行，还可以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不参加婚检的不发给结婚证书。
只是，政府这样干了，将置《婚姻登记条例》于何地？政府难道可以逆民心而动吗？“婚检专家”的愿望是美好的，希望通过强制婚检来提高民族素质，却不知无意中迎合了纳粹法律。如果希特勒在天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更不知那些为了揭露纳粹罪行而奔忙的善良的德国人会作何感想？
强制婚检说到底，是对自由的干预。人们宁愿冒着被疾病侵袭的风险，冒着下一代可能有生理缺陷的风险而逃避婚检，正是因为渴望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是有进步意义的。由此带来的人口生理缺陷增加的后果，是政治进步所付出的必然代价，更何况这个副作用还可以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而减小。
婚检机构的人员应该做些脚踏实地的工作，认真宣传宣传婚前医学检查的好处，让大家自愿来婚检，不要总想着搞强制。笔者当然不相信我们的婚检专家会和早以作古的希特勒有什么“共同语言”，但是却很想以常人之心来度一下专家之腹：是不是妇幼保健系统离开婚检收入就成了“清水衙门”，人员的福利待遇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才会强烈要求恢复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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暝色楼主曰：纳粹，包括希特勒本人，吃完饭都要拉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