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喜怒之后

今天买了两种书。先说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同祖，字天贶（后改为况），长沙人。
祖鸿禨，字子玖，同治十年进士，授编修，历任豫、浙、川、苏四省学政。庚子西狩后，任外务部（前身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排位在六部之上）尚书，军机大臣。后以事罢。乡居，与老朋友王闿运等结社吟诗。几年后，去上海。死，葬杭州。《清史稿》有传。
父宣治。叔宣颖，即近代有名掌故专家瞿兑之，今人俞汝捷《花朝常忆蜕园师》记其建国后事甚详。
前此，我已经买过瞿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数日前，彭远文兄又从北京寄赠他写的《清代地方政府》。加上今天这本，瞿先生的中文著作（包括译作）算是全部购齐。喜如之何。
瞿先生的书很好看。一是文字好看，平实明白；一是框架好看，体大思精；一是注释好看，触手珠玉。如果写“学术”书，能得其神似之十一，我就很满意了。

还有一种，则是岳麓书社刚出的《彭玉麟全集》。二周前，经任继甫兄介绍与此书编者梁先生见面，知道了此书出版的消息。上周去定王台，询价，曰二百二。取观，则三册硬精、一个纸盒，外加一个劣质放大镜而已。依照惯例，三册书卖到一百多，已经算是高价。孰料倍之！当时便拂袖而去。回家一想，却又十分不舍得。记得版权页标明印数，不过一千五百部，万一有个闪失，交臂失之，岂不可恼。不得已，今天去提了回来。回家细看，又怒。盖诗文奏稿各一册外，竟还有滥竽充数的《衡阳县志》一册！县志是彭玉麟出钱请王闿运编的，铁证如山，怎么能编到全集里去呢？刚直公地下有知，怕也要跳将起来将此胡编乱造者（非梁先生，而是另一人）吊打一顿！

一喜一怒，中和以后是平静。故有此一篇博客。

文 字 与 道

旧式观点，“字”没有单独的今天的“字”的意思，今天意义上的“字”们统称为“文”（单字）。文，所谓物相杂故曰文，最开始的意思就是纹路，花样，痕迹；后来，许慎说仓颉作书，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到后来，形声相益，才称为字。至于文字连用，有今天的意义，那已经到了唐代。

造字，鬼神对泣，删书，乱贼相惧。孔子以后，文言兴。三代以下，文章出。看看四部的排列，就能知道其中消长的信息。经，圣人之道。史，圣人之迹。子，文少胜质。集，情多乱性。

至于唐宋标榜文以载道，流风不绝，至于今日。窃以为颇中肯綮，未可抹杀。蓋文者，彣也，跡也；道者，路也。凡走過，必有痕跡；其跡，又非其所以跡也。故曰：文以明道，而文章道斷也。

今人文字崇拜，走上邪道，主要原因，就是把文字當成真理，將象徵認作實有也。哲学流派中之以语言学为立身根本者，难辞其咎，以现象学为镇山法宝者，其罪匪浅。因此，语言文字，都为津梁，而证道明心，还在于过河拆桥，回到那前语文的境界。

所以，“说道”终于可笑，“体道”方为正经。大言不惭，指明道路，可以视作荒谬；小心谨慎，心中有，嘴边无，却是非常痛苦。

道可道，非常道。诚不我欺。

壬午年十一月初五日

周佛海日记全编

蔡德金编注。中国文联2003版。上下二册。

嘉兴秀州书局范笑我先生定期在天涯闲闲书话贴出《书局简讯》，上期云有此书出售，便致短信一条，请为代购。回信云已购寄出。也不问我是否汇款。古人之风，不期今日见之。随书赠藏书票四纸，彭刚直公画梅拓片二，袁寒云签名照一、墨迹一。异日再游浙江，务必登门感谢。

此书序言作者为佛海子之友。序言第一句：

“汉奸周佛海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公开出版，和史学界见面，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不单直呼其父名讳，且以“汉奸”二字冠首。末又云：

“周佛海作为一个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早已盖棺论定”云云。

有始有终，大义凛然。

只是，我想不明白的是，其父做了汉奸，其子不泯灭是非、不讳言掩饰也就罢了，何必跳将出来直呼其名，一口一个败类、一口一个卖国贼呢？周佛海死了这么多年，其子谈不上大义灭亲罢？引以为耻也就够了，掘坟鞭尸，是不是过分了点？这么一来，父不忠，子不孝，有什么意思呢？忠孝不能两全，说的不是这种情况吧？

佛海，湖南沅陵人。之友为其次子，原名幼海，后改今名。由周家“幼”子，一变为佛海“之友”，其中透露的消息，也许能够回答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