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21, 2005
灯 泡
子夜一时起床，出去吃粉回来，本拟看几页书，一拧台灯，瞬闪即灭，原来是灯泡烧掉了。目疾方渐愈，不敢就日光灯看细字，无奈何，拿出昨日新购之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为影印本，字大，稍可看。然亦不敢久看，乃将积微翁序打字录入，聊当日课。此灯伴我年馀，届斯去湘入粤之际，无疾而终，盖将以此告别耶？
往者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元、郑渔仲、章实斋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张天如、王船山之流是也。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洪筠轩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王西庄之所为是也（西庄书至驳杂，自据其一部分言之）。批评史籍，其途差狭，自刘、郑、章外殆不数见，自宋至清初，则批评史实最盛之时期也。清儒治学，恶蹈空，喜徵实，彼惩于批评史实之虚而无当也，故变其道而趋于考证。于是，考证派之两枝，于乾、嘉之际同时并起，而继其後者第一枝为盛。越缦先生者，乃承钱、洪之流而为有清一代之後殿者也。综而论之：考证史实，为事较难而所得反小；钩稽史实，为之者较易而收获反豐。要之，非心思缜密、用力勤至者不能为，二者固无异也。
近者瀛海交通，国人有见于西儒史籍之精密正确，回顾吾国之正史，意以为不足，是固然矣。抑知彼精密正确之史籍者果何自而得之乎？非从彼繁富之史料简练精采而得之者乎！然则吾亦欲得精密正确之史籍如彼者，非从至繁富之史料简练而精采之其不可得亦明矣。若吾国所谓正史者，虽不足以尽史料之全，而为吾国最重要之史料无可疑也；乃从事于此者，第以畏其繁重束之不观，顾徒裨贩他国人所为之吾国史以自足，其偷不已甚乎！呜乎。以最繁重难治之业，而以最苟简之法应之，其无当也宜矣。吾意：士生今日，不欲治史则亦已矣。苟欲治史也，则必先取吾最豐富之史料之正史，审别之，钩稽之；又取前哲之所辛勤积贮如考证派之所为者，利用之，整比之；又益以金石考古之所得及外史之所具，然後，精密正确之史渐可冀也。若舍先哲遗留之田土置之不耕，徒卤莽灭裂乞灵于外人，于学固无所得，而其有愧于钱、洪、王、赵、越缦诸先生殷殷稽考之功亦已甚矣。
余读越缦先生读史札记，感而书此，世有达者，或不河汉余言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四日长沙杨树达书。
March 12, 2005
March 03, 2005
续 四
按：承13问及，甲编、乙编到底为什么而写，谨作简介。这是一本书的第一部分，或曰背景部分。此书主旨，在观察、比较及分析1861年即咸丰十一年前后之中国局势，拟对政治、外交、军事三个方面做整体考察。窃谓近代中国之巨变，此一年分实具重要意义。此一年前后，不论国内之中央-地方关系，中枢决策思路，清军-太平军之军事抗衡，对外之观念转变，外人对华态度，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目前写的几段，如八旗制度，如盛世之衰，都是为道、咸间的巨变作介绍、做铺垫。背景介绍完毕，则将详细叙述由中枢政治、地方宦术、中外关系、主要战事交织而成的时局。不知道这么一说，13及其他网友是否稍能明白此书的规模？
“汉人志节日衰，吏治日窳”
汉族读书人盖皆认同曾参之语：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并以之作为“士”的“原始教义”，二千年来，遵行无违，故余英时曰：
“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1]。
前揭孟森之语，谓孔子学说足为万世师表，既能赞成帝制，又隐含制衡之意；与此合观，即知钱穆所谓“汉人志节”，究指何物。而乾隆朝之士风，扫地无遗，洪亮吉对此作过一番生动的描绘：
“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以亮吉所见，十馀年来，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有大学士，七卿之长，且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为私人者；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与抗礼者。太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大考如此，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士大夫之行如此，何以责小民之夸诈夤缘？辇毂之下如此，何以责四海九洲之营私舞弊？”[2]
士，或在朝，或在野，亮吉所论皆在朝之士。“为宰相屈膝”、“交宰相之僮隶”者，谓巴结讨好和珅；今语所谓“跑官”，情状与此略似。国子监、翰林院中的“夸诈夤缘”，则与今日报章不时揭露之“学术腐败”略同。总之，京师政、学之衰，俱因“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而起。而国民“不顾纲常”，举国上下尽糜“营私舞弊”之风，其根源亦在乎是。欲振衰起弊，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今人谓依法治国，尤须辅以以德治国，其意庶几在是。但是，在亮吉所处之时代，士气与风节是没办法振作与奖成的。因为，自满洲入主中原以来，对士气的摧折，一代胜于一代，迄于乾隆，论压制士人、禁锢思想，更是空前启後，不愧为“盛世”。所以抑制摧折之法，略有三端：一曰文字狱，一曰修四库全书，一曰坚决彻底取缔宰相之职的合法性。请先述文字狱。
文字狱
文字狱，何代无之[3]？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砍头的原因，有太祖自述在，请看：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按即明太祖）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髮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
原来，太祖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对谐音这种文士惯技掌握得十分熟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然据太祖摸索总结得出经验，骂人不吐脏字，除了谐音，还有别的方法：
“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4]；
人家和尚说：贫僧是宗教界人士（殊域），无功于世间，深自惭愧（自惭无德），今冒然称颂，还请圣明天子（陶唐，即帝尧）多多包涵。太祖却凭藉深厚的拆字和语法修养，从中读出“歹朱”“无德”的讥讽，这分功力，令吾辈情不自禁，不由得要大赞一声：弓虽。女子弓虽！
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著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後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清圣祖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无怪乎以开明、“宽仁”著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文字狱的特点，一则借之为工具，以芟削曾助其得帝位之功臣，如年羹尧案；一则将计就计，极力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如《大义觉迷录》之刊布。清胤禛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5]；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後，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革人之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清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6]。八个月後，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
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名世尝作诗赞颂年羹尧，胤禛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7]。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专制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後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读吕留良遗书，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生武装颠覆的念头。他致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其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8]，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9]。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後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以下，择其书序之要者，稍作评议[10]。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
按：《书》，即《尚书》。此次辩论，胤禛选用的理论，全部是儒家经典，颇有“以夷制夷”的意思。但是，作为二百馀年后的评委，我不得不指出，他一开始，就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因为，华夷、满汉之区别，其本质究为种族概念（或曰文化概念），而非地域概念。尽管如此，他的道理却不算错，毕竟，作为浸淫于君主专制理论之帝王，能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种民本理论作为自我判断的标准，终属可贵。接着，他说：
“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窃谓此语虽过于现实主义，然不能不说，恰可击中“华夷”区别论的软肋。“自古中国”倘能征服全球，则世间不复有“夷狄”也。惟其不能，故有所谓“夷狄”。而在今日，昔之“夷狄”（满洲）既入主中国，且主动接受儒家学说，“以六经为标帜，以孔子所举之尧、舜为归极，乃渐入于国家之正轨”（前揭孟森语），再要“目为夷狄，可乎”？由此，胤禛自然想起了韩愈的名言：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11]；
满洲不仅“进于中国”，甚而占有了“中国”，若仍不“中国之”，可乎？至此，正名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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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然余氏又云：“虽然中国的‘士’和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基本精神上确有契合之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读者欲详细了解余氏的观点，可参见余英时撰《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秦代坑儒凡四百馀人，似可视为文字狱之滥觞。汉代，司马迁婿杨恽，因在私人信件中发牢骚被腰斩（《汉书》卷六十六）；宋代，苏轼“以诗托讽”，被逮治，後酿成“乌台诗案”；秦桧以文字狱打击政敌，牵连数十人（《宋史·高宗本纪》）；明代，高启代人撰《上梁文》，太祖见之，“因发怒”，腰斩之（《明史》卷二八五）。这都是历代文字狱中较为著名的案例。概言之，宋代以後，文字狱较前为频繁，盖文字狱亦随“文明”之不断发达，而水涨船高。
[4] 赵翼《廿二史箚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条，据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八年本影印，中国书店，1987年。按：今人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认为，此类案件，明初文献并无记载，嘉靖以后，才出现于野史稗乘，万历末《国朝谟烈辑遗》据此，踵事增华，绘声绘色，至赵翼《箚记》则已集大成，俨然定谳。据其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并未死于太祖刀下；来复以胡惟庸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见《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撰者无缘得见陈书，以上概述全据王春瑜书评《功夫文章学子书》转述，王文刊于1998年04月01日《中华读书报》。
[8] 吕留良尝与吴三桂通信，见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第906页。
[11] 他引用作：“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与韩愈原文字词稍异，意义相同。
续 三
“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
按：此称“满族”，不若改用“旗籍”。盖旗籍分满、蒙、汉三种，“贪污放肆”之徒，虽籍隶满洲者最众，其馀二族亦不少见，然则欲求指称之准确，舍“满族”而标“旗籍”，方为允当。此外，关于“旗”、“满”之用法，窃犹有说，请略述之。
清代国内之最大矛盾，习称“满汉矛盾”；晚清末年，革命思潮兴起，其中，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者最为风靡，其宣传即借“满汉矛盾”发其端。例如，孙文尝云：“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1]”（光绪二十一年）；後来，将这个意思简化为一句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光绪三十二年）。观其意，竟视满族为外国之人，而浑不计及清太祖以前之满洲，“受明之恩遇最厚”，固尝授官设职，以“属夷”待之，实非外国可比也[2]。然当时之人激愤以久，不暇细审，并未觉得这句口号有何不妥。逮民国建立，满族既为国民之一部分，犹欲“驱除”，未免不中情势，于是，就有了新的说法，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民国元年）。数月後，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则称为“五族共和”。自此，“满汉矛盾”问题在官方层面得到了妥善解决。然私家著述，犹念念不忘“夷夏之大防”，及元、清两代“汉官威仪”扫地以尽之恨，一遇机会便痛詈蒙古、满洲为“异族”、“外夷”者，钱穆即是其一。
钱撰《国史大纲》，为史学名著，而第八编《清代之部》，第一句话便是：“明太祖驱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既曰“再建”，则我们翻到第七编《元明之部》，看他怎么定义元朝：“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4]。一则曰“狭义的部族政权”（清），一则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元），下笔虽略有轻重，而鄙夷愤慨之情，溢纸而出。若照钱穆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这种表达，是十分不恰当的。《国史大纲》篇首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注：“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试问，元国与清国，其为中国乎，抑为外国乎？元国与清国之历史，其属“本国以往历史”范围耶，抑属“外国史”范围耶？起钱氏于地下，问之，必答曰：其国，中国也；其史，“本国以往历史”也。然则，何以对元、清两代，即以“异族”、“非传统”定义之，并不“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似谈外国史者？钱氏此种论调，以今语批评，可谓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出于一己之见，谓不乐元、清，不喜欢蒙古人、满洲人，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一种，不妨坚持。而作为史学家，濡笔临纸，犹持此论，则一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异族政权”何必编进国史？），一方面有悖于汉、唐以来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趋势，于学术之理、政治之义，俱有未达。
而且，族群成见太深，还会影响对历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颇的判断。即就钱氏“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之论而言：不但“满族”一词的用法不够准确，揆诸史实，这两个字竟应从句中删去，方称得上实事求是。据《清实录》与《清史稿》记载可知，乾隆六十年间，贪贿之案幾年年都有发生，确实称得上“日益”“放肆”。但是，若对六十年间贪官之民族属性进行统计，我们将发现，“满族官僚”人数所占比重并没有大到可以独享“贪污放肆”之名的程度。为便于阅看及控制篇幅计，兹于六十年贪案中撷取按察使（文职正三品）、总兵（武职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与否划分为两大类，编制下表：
据表可知：旗籍贪官计三十一人，非旗籍计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约为59.6%和40.4%。若只论满族，不论旗籍（即剔除汉军人数），则满族贪官仅占51.9%，是则满、汉贪官，半斤八两，难分轩轾。那么，“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的判断绝不正确，已不待辨。此外，因贪案被处以极刑（斩、绞或赐自尽）者，于旗籍中所占比例为74.2%，于满族中更高达81.5%，远较非旗籍之52.4%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清帝虽在福利、仕途上优待旗人，然对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处罚往往较非旗籍人士为重。王闿运尝云：
“朝廷用法，严于满臣，以为优礼汉人，亦以为不足责也”[8]；
即是对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评价。旗制改革後，皇帝成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对旗人具有一份家长般的爱护，一方面，他对其中的害群之马又极为厌恨，爱深痛切之下，遂出现“用法严于满臣”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对汉人的统治，虽未遽如闿运所言，可称“优待”，然亦非清末革命党人宣传所谓“苛待”者。孟森云：
“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之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後，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9]；
他对清代统治的看法，迥异于钱穆。二人俱为史学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试作调停。孟森考察清代国民所受待遇，认为与此前的“本族”统治相比较，其优劣厚薄并无重大区别。钱穆所注意者，则在于汉族士大夫在清代统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远逊于宋、明两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风光，用他的话说，就是：
“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10]，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11]；
即使如摊丁入亩、永不加赋这样的良法美意，他也认为不过是“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的“法术”而已，“仅腾口惠，与确立一代规模之善政有辨”[12]。
在史实无争议的情况下，二人立论犹歧异如此，这种情状，可用一句俗谚形容，曰：屁股决定脑袋。孟森所持立场，重视民生；钱穆的立场，则在乎士气。更通俗、更时髦一点，则可说，孟森是草根一族的代言人，钱穆是智识阶级的传声筒。孟森若谓：民以食为天，只要有饭吃，谁当皇帝都一样；钱穆则曰：生存权固然重要，而参政议政的“天赋士权”更重要。各所代言之社会阶级不同，宜其所言格格不入，然则，何以调停？窃以为，调停之法，莫过于和稀泥。和稀泥之法，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仓廪实，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是民生；礼节荣辱，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士气。从句法上看，民生、士气有个先后次序；自统治逻辑而言，则是个互动的过程。因为，紧接“仓廪”一句，管子便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者，礼、义、廉、耻也（亦即“知礼节”、“知荣辱”），“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仓廪衣食，礼节荣辱，于一国之兴废存灭，幾具同等重要性。然则，孟、钱二人之论，分则各有所偏，各有所失，合则庶幾为客观平允的判断。
康、雍治下，国民生计较诸明、清鼎革时，确有改善。继之以乾隆，坐享前代政治遗产，居然盛世。然贪风炽烈，所搜刮者莫非民脂民膏，民生困苦，日逾一日；乃不察隐患，文过饰非，借文字狱以催折士气，编四库全书以遏制思想、学术之自由。于是，仓廪渐虚，衣食渐绌，礼节荡然，荣辱淆然，盛世徒有虚表，後世之乱从此酝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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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编《国父年谱》，第72页，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6年。孙文尤不算当时最激进的排满者，例如，邹容说：“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用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革命军·绪论》）；简直是种族灭绝的语调，远较“驱除”说为激烈。
[3] 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就职宣言，此即宣言中语。
[5] 畏罪自杀。
[6] 严拿不获，报称落水死。
[7] 此表资料俱源于《高宗纯皇帝实录》及《清史稿》，并参考曹松林《乾隆朝的贪污腐败》中乾隆朝高官犯贪统计表。曹文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和珅之名不见此表，盖因其罹罪伏法已在高宗死後，不能列入乾隆六十年中的统计。和氏为当时第一大贪，敛积至八亿两之巨，相当于清国十年之财政收入。且与其勾结之官吏甚众，而仁宗办和案，因考虑到稳定政局的需要，并未按籍穷治，故逃法者甚多。姑息之仁，且影响到嘉庆以後政局，盖如和珅之徒，不仅贪贿，而且在国家政治层面欺上压下、自作威福，对君主专制政体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如道光鸦片战争时期的穆彰阿，误国辱国，即为显例。仁宗办理和案时若能计及于此，借机清理权臣的政治痼疾，以儆后来，或能以此福荫其子，亦未可定。清代帝王无宰相辅政之益，而常受权臣误国之弊，拙撰第三编有论此者，请读者参观。
[10] 钱穆认为清代无制度可言，政事俱以“法术”出之，如设军机处，实行密摺制度等，莫非法术。参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五讲《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