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与野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或曰，区别在于，正史多为官修，野史出于私撰。但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史记》乃是毋庸置疑的正史，而且，唐代以前的正史编撰亦皆“由个人或史家家族着手进行的私人或半私人的计划”，从唐代开始，官修史书才成为主流（杨联陞《国史探微•官修史学的结构》）。那么，修正一下，可不可以说，自唐代以来，只有官修史书才有资格称为正史？答曰，不行。因为反证很多，举个显明的例子，那就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我们若只看《明史》与《清史稿》，是不得要领的。因为，我们看见的全是“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清圣祖语）的从容景象，邪性的暴力的残酷的东西几乎全消失了——不仅对清代有掩饰，对明代帝王也有“为尊者讳”之处；清帝嘱咐史馆诸人，要他们“力求平允”，不许批评明帝（刘承幹辑《明史例案》卷一）。不得已，我们还要找出很多私家著述，参以故宫“秘档”（包括比对删改前后的不同《清实录》版本），乃至征引朝鲜国史，才能拼出一幅大致清楚的历史画卷。以此之故，孟森撰《明元清系通纪》及《满洲开国史讲义》，就比《明史》和《清史稿》的有关记载更像正史。三百年前如此，三百年后也有类似的例子，譬如，西安事变与抗美援朝两件大事，读者若非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及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二人的研究成果为指标性读物，那么，所得或竟真是“稗官小说”之类的“野史”，而不足与语“正史”。然则，以官修与私撰来区别正史与野史，这条路子行不通。
那么，正史与野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鄙人答曰：晓不得。
也许，什么是正史，什么是野史，根本是个伪命题。产生于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各式历史哲学——其著者如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早已挑战乃至试图取消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只承认历史书写不过像小说一样只是一种“虚构”，历史学家的职责是也只能是完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from text to text）的阐释循环；文本以外，一无所有（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管他什么有血有肉的人，有破有立的事，有兴起有绝续的思想，全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的“虚构”，真实云云，意义云云，茫不可辨亦不须辨矣。这么一来，不要说正史与野史没什么区别，史书与侃大山也没了区别；省事倒是省事，只是对于绝大多数并不能从纯粹的理论思辩中获得快感的人（譬如在下）来说，未免有点怅然若失。
不过，话又说回来，后现代主义史观——如果有的话——集矢反对的还是所谓“宏大叙事”，譬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民族国家的建立神话，现代化进程的天然合法性，等等；若真能将这些“大词”剔除，只去寻求具体而微的史实，最大限度逼近人与事的“历史真相”，回归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正义》杜预序）的中国史学传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少谈些主义，多讲点故事，不亦乐乎？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了这个专栏。需要申明的是，此所谓故事，是指过去的事，并非“故事会”的“故事”；而且，只拣那些说不太清楚的故事，往复辩难，传信传疑，虽不能说将疑案皆办成定案，但务必杜绝强行翻案。言行能否一致，尚祈读者诸君监督赐正，敝人不敢自必也。
宋人王汾口吃，同僚刘攽编了个顺口溜笑话他，云：“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唯闻艾气”（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九）。这个顺口溜，括举了四位史上有名的口吃人，分别是周昌、韩非、扬雄和邓艾。汉高帝欲废太子，周昌说：“臣期期不奉诏”；邓艾对司马昭，自称“艾艾”。合起来，便有了“期期艾艾”这个成语。至于韩非与扬雄，一则“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一则“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若再加上同为口吃人的大文豪司马相如，稍作分析，或能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便是：口吃人会写文章。钱锺书《管锥编》有专章讨论此事，广征博辩，趣味盎然，有意者不妨参观。
近代以来，“不能道说而善著书”者，应以顾颉刚为最著名。据中华书局预告，待刊《顾颉刚全集》共计二千二百万字，令人钦羡莫名。不过，他的口吃，不是天生，而是被塾师吓出来的。据其自述，九岁那年，因背书不够流利，塾师挥动戒尺，敲桌有声，“在这种的威吓和迫击之下，长使我战栗恐怖，结果竟把我逼成了口吃，害得我一生永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苦则苦矣，然回过头一看，虽“不能在言语中自由发表思想”，却锻炼出用文字表达思想的超强本领，也算因祸得福。顾颉刚写论文，一动手便是鸿篇巨制，且文情并茂，引人入胜，全无一般学术论文的枯燥乏味。他的文章，不仅是一流的论文，甚而可当作侦探小说来看。
譬如，在传统观念中，三皇五帝是神圣先王，至善的楷模，他们所处的时代则是“黄金世界”。顾颉刚读书得间，不信邪，发现这种观念的形成史大有破绽，于是，写了《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三皇考》两篇文章，将三皇五帝从神坛上扯下来，说明这些所谓圣王不过是战国至汉初人士集体造伪的成果——即“层累底造成的中国古史”。起先或有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及神话，但各界人士各抱鬼胎，不谋而合，添油加醋，竟将神话改造为历史，生生拼出一幅黄金时代的图案。顾颉刚抽丝剥茧，逐个击破，总结出二条造伪规律：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也就是说，汉代人算出来的先秦古史要比春秋时人知道的长，魏晋时人对先秦史又比汉代人知道的更多，而到了清代（甚至当代），大家张嘴就说，中国文明史上下五、六千年，斩钉截铁，汉魏人士亦瞠目结舌也。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舜这个人，孔子只说他“无为而治”，表示不太清楚他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治法”，后于孔子者，则已能明白说出他是“家齐而后国治”，再后一点，如孟子，竟然还知道舜是一个大孝子。于是，细节越来越丰富，真实性却越来越不可靠。
正史造伪如此，民间野史，亦是如此。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发现一开始孟姜女只是一个知礼的妇人。老公战死，国君来慰问，她不愿“郊吊”，请国君到家里吊唁，是否大哭一场，文献不足征（《左传》）；及至《檀弓》，却说她“迎其柩而哭之哀”，这是初试啼声；到了汉人口中，则说她闻耗大哭，而“城为之阤”，“隅为之崩”（《说苑》）；接下来，各路人马纷纷出动，这个说她哭得如何悲伤如何号啕，那个说她哭崩了那座城那座山；最后，到了唐末，大家才形成共识，说，长城是孟姜女哭坏的。此后，孟姜女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恋爱经过，乃至与夫君、秦始皇产生了一段三角恋，种种细节，皆大白于天下，流传至今。
好人好事，有人造伪；坏人坏事，也有人做假。商纣王在传统观念中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极恶的象征，毫无天良，绝非人类。但是，子贡早就怀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论语》）。想想也是，哪有坏的这么纯粹的人呢？顾颉刚也这么认为，所以写了篇《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告诉大家：其初，纣王不过是个昏君，爱喝点小酒，听信妇人之言，登用小人而已（《尚书》）；那些酒池肉林、炮烙挖心的暴君行径，一条一条，都由东周至西汉的人给他“层累底造成”。纣王吃亏，就吃亏在他是失败者，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嘛；冤哉纣王。同理，腐朽罪恶的清代政治，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盖世魔头斯大林，布什嘴里的本•拉登，等等等等，古今中外的坏人坏事，其形象之陶铸，莫不符合此一规律。子贡不说了么，“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不然，“天下之恶皆归焉”。
正史云乎哉？野史云乎哉？尧舜可信耶？孟姜女不可信也？天下之善善恶恶，实在难言；惩恶扬善，更只是武侠小说的痴人说梦。所幸有了顾颉刚，发动一场“古史辨”运动，虽未能因此而执善恶之中，终令吾人对历史的真伪提高了几分警惕心，对善恶的判断增添了几分谨慎心。
那么，回头望向顾颉刚，他的生平学行，又有没有“层累底造成”的痕迹呢？我敢肯定，在信古、疑古、释古三大流派中，各人心中的顾颉刚，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即由师友记载，顾颉刚的形象也不能划一。这都可算作无心的“层累”罢。在新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尽管编者已经声明：“文章中有些非作者亲身经历的传闻之辞，编者确知为失实者，一概予以删节，不另说明”；但是，细心读者仍能体会到顾颉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倘参以他书，互相辩证，运用顾颉刚所创之方法去观察顾颉刚，或不难看到一个接近真象的史学家。
传统中国在称呼上有很多讲究，或者说是礼貌，第一条，不能对人直呼其名——其人之君亲师例外。古人皆有表字，便是为了相互称呼的方便。此外，还有更尊敬的办法，那就是连其人的姓氏也一并“讳称”。例如，一说瑯琊，大家就明白这是说姓王的，一说天水，大家就明白这说的是赵氏；此即所谓“地望”。还有一些地方，不是某姓发源之所，也不是同姓聚居之地，但因为地方上出了名人，一说那个地名，大家也能明白所指，即如近代，就有王船山（夫之）、李合肥（鸿章）、袁项城（世凯）、康南海（有为）等人。吾湘地名代称，最著名者便是湘乡——韶山作为地名，当然更著名，只是说“毛韶山”的极为罕见，远不如“曾湘乡”三字约定俗成，广为人知。陈寅恪说自己“议论近乎湘乡、南皮”，即谓曾国藩、张之洞（河北南皮人）是老成典型，而以地望代称，则示尊敬。
但是，曾国藩的故居所在地——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却不在今日的湘乡市境内，而属于娄底。若要较真，我们就不好再说曾湘乡，而应该说曾娄底了；只是，历史的影响远比行政区域一时一地的更变来得长远，将来，即算娄底并入广东省，大家仍然会说曾国藩是湖南人吧。不过，曾国藩故居“迁址”以后，因历史影响而带来的现实利益，湘乡就要吃点亏了。据闻，当地政府正拟修缮曾国藩故居，将其“定位”为“成功学教育基地”，广揽宾朋，大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盛举。倘能经营如法，精神物质双文明的大丰收，可以想见。
美国人卡内基的“成功学”是舶来品，以传统中国学问对应的话，其源当为《大学》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流则为《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呻吟语》之类教人修身处世的书，庶几近似。据鄙人的一知半解，近日的“成功学”教材已不再如刚入中土时，唯洋是尚，全盘西化，而更注重在当代中国背景下的本土化和可操作性，或可称之为“西体中用”——理论是卡内基的，案例则是中国的。此与近代史上有名的“中体西用”似相违背，然在“一球样”（Globalization，李零译，俗译“全球化”）的今天，准以“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之原则，则体什么用什么，似亦无须多作计较。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用了都说好，谁用谁知道。
“成功学”练成之人，应可称为成功人士。但是，修炼“成功学”之人虽多，成功人士却不多见。即以曾国藩论：《曾文正公嘉言钞》是梁启超精心编排用以教育国人救亡图存的，可嗣后真正改变赤县神州的有用之学却不是这一套；《曾胡治兵语录》是蒋中正在军中大力推广的“教辅资料”，但是国民党军队的结局远较湘军为差；今日市面上冠以曾氏之名的各类“宝典”极为畅销，但是，除了“打落牙齿和血吞”之类的忍字诀（或谓此即“挺经”之精意），似别无引人入胜的话头。以此，不得不令人怀疑曾氏“成功学”是否仅是一个商业噱头，并无实效。以此，不得不令人担忧“教育基地”的未来，是否真能教学相长，盆满钵满。
话又说回来，就算所谓“教育基地”真是个商业噱头，但若在修缮故居的时候，修旧如旧——而非修旧如新，乃至修的面目全非——总算是一桩存古怀远的好功德，值得表彰。娄底不出卡内基，实非憾事；湘乡有个曾国藩，风味亦自不恶也。
我对文革时代的直接印象，只有一条，或曰一瞬。三岁多那年，被家父抱着去了市工人文化宫，满场红旗飘飘，人头济济，伴着喧天的锣鼓，刺耳的喇叭。多年后，看到一些记录文革的影像作品，片中场景及气氛印证了记忆，令人确信，那一年，我也参加了文革。
当然，真正参与了文革的是家母。作为彼时千千万万积极串联走遍全国的学生红卫兵之一，十七岁那年，家母到了北京天安门，被伟大领袖接见，并有幸与伟大领袖握手。我问，握手感觉如何？家母答曰，主席的手很软。吾湘俗语云：男子手如绵，身边有馀钱；毛泽东南人北相，贵不可言，而财运亦不让人，身後“馀钱”即稿费版税已过亿元，宜其“手很软”矣。
又尝向二老打听文革见闻。最可骇人的，则是一门之内，父子兄弟，因各人所持“政见”不同，乃至吃饭不同桌，出入不交一语，所谓“划清界限”是也。更有甚者，夫妻反目，子女宣布与父母脱离关系，且互证其罪，检举揭发，所谓“大义灭亲”是也。而兄弟朋友，视其立场，加入不同的“战队”，反目成仇，骨肉相残，喋血于湘江之滨。此一图景，用老话形容，就叫做礼崩乐坏，伦纪荡然。
传统中国有“五伦”之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五伦”实为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的支柱理念，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道德规范——“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遂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指导性原则。陈寅恪即云：“吾中国文化之义具于《白虎通》‘三纲五常’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然自辛亥革命以降，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的振洗，旧有道德规范不断被修正乃至被唾弃。民国建立，中国政体由君主专制一变而为立宪民主，君臣一伦毋庸再讲，而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代之。父子一伦，亦有变动。尽管大多数为人子为人女者，并不能在经济上求得独立，不得不托庇于家庭，然少数前卫分子冲破家庭樊篱，成为时代先锋，一经舆论、文学传播，蔚成风潮，鼓动人心，“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即父为子纲），已不再成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夫妻一伦，旧有的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民国的妇女解放浪潮中，一变而为自由恋爱、离婚自由；四九年以后，大力推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男女平等政策，更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夫妇关系。兄弟一伦，在旧式大家庭背景下，因奉行无条件嫡长子继承制（包括国家爵禄及绝大部分家庭财产），故力求“有序”，以避免发生同胞相残的恶斗。及至婚姻改革、土地改革及城市化进程略告完成，一门之内，兄弟各谋生路，经济独立，业成常态；“长幼有序”遂只成为礼仪上的客气，不再具有制度上的刚性。变动最少的，或是朋友一伦，盖其本有平等之义，与现代思想暗合。
上述“五伦”之更变，俱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得以完成，虽不能说完全打破了旧世界、建设了新道德，但可以说，业已形成再造中华文明的雏形。可惜的是，这个进程在文革时代受到了毁灭性打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得更远，没有哪种方式能像“破四旧”运动那样让我们与传统中国完全隔绝。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关系，几乎全被一种新型人际关系所代替，这就是个人-组织关系。个人为组织生，为组织死，只对组织负责，为组织不顾一切。譬如，老子反动儿革命，那么，儿子可以教育、监督乃至惩罚其父；血缘关系犹可破坏殆尽，遑论其他，故由此推及师生关系、前后辈关系，莫不如是。文革期间发生大量学生批斗老师、青年批斗长者（实为辱骂、殴打乃至杀害）的事件，本质动因正是完全否定人类基于血缘自然生发的朴素情感，而代之以狂热极端的宗教式理想主义，如此，乃能行之无愧色，事后不内疚。极端宗教莫不认为世间具有最高真理，历史具有终极目标，于是，一己之生老病死喜怒爱憎，皆应无条件服从真理的召唤，为实现终极目标而作牺牲，此外，别无牵挂，再无限制。文革之暴力，建基于是，前述伦纪荡然骇人听闻之惨状，亦伏机于是。
但是，传统道德之某些部分，不仅未被摧毁，反而在文革时代茁然新生，变本加厉。最显者，如君臣之伦，在推翻帝制後，早已无处寄托，固应销声匿迹；孰知文革肇兴，此一伦竟然借尸还魂，脚踏忠字舞步，手挥红色宝书，口念最高指示，姗姗而来。文革时代，对毛泽东的神化，或直接说帝王化，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无须赘论。至于这种帝王化的操作，纯系自上而下的煽动，还是自下而上的推戴，抑竟是上下交感的互动？则应有辨。
清室覆灭、民国草创之际，一般民众犹将皇帝与总统等而视之，其情可鄙复可悯，然政治精英对此二者的区别必有清醒的认识。彼时，宋教仁最为杰出，已经深入讨论中国究应实行总统制抑或实行内阁制的问题，冲怀高蹈，风采一时无两；孙文虽在党内强调树立个人权威，但其所主张之“三民主义”毕竟内涵民主之义，与帝制绝殊；袁世凯最不晓事，然推行帝制，犹须利用梁启超“开明专制”之绪论，及稗贩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F.J.Goodnow）之君宪优于共和论，虽腆颜昧心，却非一味的无知妄作。後起之秀，如蒋介石和毛泽东，所思所虑亦应不出此范围。总之，民国以来之政治精英，即有“帝王思想”存于心，也都会自我压制，自我调节，决不敢出诸口、宣诸世。历时既久，一般民众之思想亦随之进步，皇帝与总统，渐能分辨矣。
也就是说，到了文革时代，按理不应再出现君臣这一伦。毛泽东公开严肃的言论，是不会赞成君臣之伦的，这一点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文学创作和即兴讲话，却能透露几分心事。斯人所作《沁园春•雪》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有人依“六亿神州尽舜尧”之例，将“今朝”之“风流人物”解为“广大劳动人民”。但是，我们要知道，后者写于1958年，为庆祝全国消灭血吸虫病而作，所谓人民皆为尧舜，这叫做夸张的文学手法。前者则作于民国二十五年（遵义会议、长征成功以後），公开发表于民国三十四年（重庆谈判期间），创作发表皆在踌躇满志之时，用文学术语讲，则是抒情。若说其时其人填这阕词并无“帝王思想”（哪怕是比喻），而是属意于“劳动人民”，则蒙所不解，期期以为不可矣。倒是毛泽东写给郭沫若的诗，“百代犹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主旨在阐明郡县优于封建的史识，由此推论他以始皇帝自居，失之武断。然无心之语较有意创作更能凸现心机。如毛泽东称赞叶剑英，有句名言，所谓“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谁？宋太宗的宰相是也。再如文革後期，批孔批儒批周公，明眼人皆知周公暗指周恩来；周公是谁？周武王托孤之人也。又如杨桂欣采访丁玲，据云，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曾以南宋偏安之局自况，并当面开列宰相六部等人名单（《别了莎菲》，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君无戏言，是之谓乎？
然而，尽管有这些蛛丝马迹，毛泽东以及当时的政府最高层并未表露过重建帝制的设想，迄今可见的党政文件也从无这方面的暗示，能将造神运动、帝王化事业推向高潮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六亿舜尧”。此非定论，而是鄙人的臆见。当然，我并不会简单粗暴的说中国人有什么劣根性，不给他树一个皇帝立一个偶像他就生活过得没有滋味；这种近于自虐狂的言论，我素不赞成。我想说的是，中国人的历史负担过于沉重，及至文革，民国初年国民那种矛盾心理仍未捐除，或曰，现代政治启蒙仍未告成。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国民，不仅指一般民众，也包括自谓不同一般的知识阶层。文革造成的直接伤害，对那个阶层最为严重？窃谓，除了体制内的干部官员，就是知识分子了。一般民众当然也受伤害，但是，他们绝不如前二者受伤那么重。否则，今日中国大地不会出现那么多辆挡风玻璃前悬挂主席像的汽车，也不会出现主席像与观音菩萨、耶稣基督鼎足而三的家庭神龛，更不会出现盛赞改革开放以前人心淳朴政治清明经济发达远甚于今的奇谈怪论。官员受到伤害，可以解释为政治路线斗争作出牺牲，这是常态；知识分子受到政权乃至社会的伤害，若以此解释，则凿枘难合。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革的表现，都是自作孽。
知识分子也像所有中国人一样，背负着历史负担。传统中国一般民众的愿望，是在圣明天子治下，过好小日子。知识分子所祈盼的，则是“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初期积极参与文革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并不是贪慕荣华，违心作恶。他们大多经历了民国乃至清末，爱新觉罗的“家天下”与国民党晚期的腐败统治，令他们愤愤不平；帝国列强在民国时期犹不放弃在华利益，更令他们耻感日增；及至苏维埃宣布放弃所有在华租界，他们不由得要在情感上亲近苏联，并进而服膺、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回首近代史，发现在内斗无休（民初军阀混战）、外患不止（尤以甲午海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的时候，若不早日实现统一国家的梦想，贫穷落后与挨打的局面将永无了期，所以，在抗战胜利後，当共产党再接再厉打败国民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他们由中高呼：“时间开始了”。他们渴望将一生所学贡献给这个新的国家，他们渴望在“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时代鼓吹太平，他们日思夜梦的，乃是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他们终于看见了严复、梁启超先后呼吁而终身不得谋面的在“开明专制”政体下的“强人领袖”——毛泽东，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尊他为圣，并鼓舞民众一起欢呼拥戴，渴望与他一起“共治天下”。他们有什么错呢？
他们终究是错了。他们满怀热情，积极靠拢，脱胎换骨，求进步，图表现，却未意识到不管任何时代，只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追求的真正目标。尽管申明你的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尽管宣泄你当时听从的乃是“民主的先声”，尽管拒绝为了几斤白面即去写作“遵命文章”的上级指示，尽管这么说这么做，仍免不了被伤害。但是，如果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这么做，局势将大不相同。因为，所有鼓动人民投身文革创造新天地的文章，都是知识分子写的；所有鼓励大家勒紧裤腰带炼好钢和铁的传单，都是知识分子写的；所有号召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宣传，也都是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如果只有极少数斯文败类参与发动，就凭毛泽东一个人，文革能发动起来么？以此，才说知识分子自作孽。
所幸，文革已成往事，我们今天才能畅所欲言，纵论得失。不管有多良好的企图，不管有多不得已的苦衷，文革终究作为一次完全失败的政治试验被记入史册。文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但就与传统中国的联系而言，文革承继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最负面因素——个人崇拜与帝王思想，却破坏了传统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中业经修正的道德规范。然总结教训实非难事，随时服善且及时改过，方才称得上大智大勇；三十年後，在“和平崛起”的态势下，我们是否汲取教训，临事以惧，好谋而成，能真正迎来民族国家的复兴？实有待于全体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