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写在状纸边上·二虎的面子

《投名状》惟一女角，名唤莲生，自谓出身“扬州瘦马”。按，“瘦马”即雏妓，典出白居易诗“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而在清代，扬州为风月胜地，以此，称“扬州瘦马”，可显出虽是妓女身份，档次却不同流俗。“瘦马”养成，有出外谋生计者，称为“扬帮”（合苏、沪等地，则称“南帮”），所去的地方以通都大邑为多，如首都，如武昌，如广州。然自湘军战胜太平天囯，原本僻处内陆的湖南托了回乡将士的福，省会长沙的经济尤其是饮食娱乐业大为发展，标志性事件除了“无宴不海菜”（谓鲍鱼、燕窝之类）之外，便是城中妓馆自扬州、苏州引进人力资源，狠狠赶了一回“时尚”。即此可见“扬州瘦马”的崇高地位。只可惜剧中人的妆饰、表演，阨于导演的规划，太过憨朴，适如王韬论“北帮”（指清末京、津一带的妓女）所说：“实事求是，悃愊无华”（《燕台评春录》）——译作当时行话，则是“床笫外无技能，偎抱外无酬酢”（《清稗类钞》）也。遂致南北倒置，“歪曲”了历史，可叹。

又据金天羽、张相文为张文祥作的传记（分见《天放楼续文言》、《南园丛稿》），并未明指曹二虎之妻出身妓籍。按，张文祥是历史人物，对应的剧中人是姜午阳；他与曹二虎、马新贻（即庞青雲）结拜兄弟，排行老三。当然，曹妻与庞青雲通奸的剧情，则未歪曲“历史”——也有一些记载说文祥“刺马”并非为兄弟报仇，而另有原因。只是，传记所载通奸的经过与电影不同。今谨综合金、张的记述，对这桩风化事件作一个说明。

当新贻落难之时，并没机会见到虎嫂。虎嫂初见新贻，实在新贻成功策反二虎、文祥之後。其时，新贻任安徽布政使，已解散了山字营，二虎随他赴任，并将家眷接到省城，暂时寄居新贻的官署。据云：“新贻官既贵，渐耻与贼相伯仲”；也就是说，人一阔，脸就变。文祥敏感，发见马哥情意转淡，即欲离去，并劝二虎一块儿走。二虎迟钝，犹疑不决。文祥不忍抛下这个傻兄弟，只好留下与他一起耗着。怎奈新贻对兄弟的情意淡，对兄弟老婆的情意很浓，于是，“迫（虎妻）而私之”，且时不时借着公务令二虎出差，以便与虎妻通奸，“俨然同媵妾矣”。日久天长，奸情为文祥发觉，他尚未如剧中那么鲁莽，径直杀了嫂子，而是向二虎举报。二虎初闻犹不信，待到跟踪了几回，才认领这顶绿帽，然又胆小，不敢直斥新贻不讲义气，只能独个儿生闷气。文祥开导他，说，别郁闷了，这还算是你老婆么？既然奸夫淫妇情投意合，“不如弃之”，咱哥俩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为上罢。二虎同意了，但不知哪根筋不对，却“迁延不即行”。孰知本夫能忍，奸夫却不能忍，一日，新贻借口二虎通匪，将他“就地正法”，旋将虎妻收为姨太太。文祥听得兄弟惨死，偷偷将他葬了，“痛哭别去”，自此，隐姓埋名，“锻精铁为匕首，日夜砺之，淬以药，誓必剚刃新贻”。终于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南京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新贻刺死。此後，虎妻在马公馆自杀，其家秘不发丧，将尸体埋在後花园。

此与剧中午阳先杀莲生、二虎至死不知老婆偷人，大有出入。然清代官书记叙新贻之死，并未言及新贻勾引人妻，只说文祥在浙江交通海盗，因新贻主持捕盗，弄的他家破妻逃，“以是挟仇”，遂“丧心病狂”刺杀总督（《清史稿》）。电影与官书，在这一点上，倒是异曲同工，照顾了二虎的面子。泉下有知，二虎或应讲一句，谢谢包涵。

写在状纸边上·攻城闲话

天下文章一大抄，这话有几分道理。电影呢？也差不多。抄没问题，就看是“窃意”还是“窃句”。窃意这件事儿，耍得好，可以脱胎换骨，点石成金。窃句，则终归格调不高，往往生吞活剥，一不小心就拍成“喜剧片”。

粗一看，《投名状》似乎在向两种类型的电影致敬，一是香港黑帮片，一是好莱坞战争片。只是，传统中国的政治运作远比弹丸之地的蛊惑仔游戏复杂，罗马军团的方阵战法实在不适用于十九世纪冷、热兵器杂用的复杂局面。非要古为今用，声东击西，难免致敬其名，露怯其实，顾头不顾腚，令人笑来。今且不论紫禁城与外省的政治互动究应如何揭示，也不分析舒城之郊的空手入大炮是否可能，单说苏州城的攻与防。

从画面上看，山字营绕着城墙挖出战壕，士兵挤满壕内，便围住了苏州。战壕与城墙之间，是一片逼仄的平地，零星布设几架障碍物。试问，如此布置，城内的人要冲出来，城外的人要打进去，很难么？还是看看当日指挥战役的李鸿章与实际作战的戈登（C. G. Gordon，1833—85）怎么描述的吧。

李鸿章的叙述比较宏观，他说，太湖之水流经胥门与盘门，绕至娄门，往复数道，成为护卫苏州的天然防线。太平军沿岸构筑一道由土石组成的“长城”，自南而北，“一望无际”。“长城”以内，“石垒土营，比比皆是”。淮军无法近前，只能与太平军“夹河对垒”，依仗“西洋开花大炮”的威力，频繁轰击。

戈登率领“洋枪队”，负责攻击娄门外的“长城”——这也是苏州布防“尤高且坚”的一段工事。他说，土丘（即“长城”）上炮台林立，山坡密布短竹桩，坡前挖有三道壕沟，深约三米，壕沿遍插尖锐的竹签和铁钉，壕外则竖立着一长列的围桩。1863年11月26日，在炮兵连的火力支援下，戈登发动夜袭。他的作战风格是“奋不顾身”，“站在最前列”，而且，“从不携带武器，甚至当他带头冲进敌军阵地缺口时也是如此”。他只是挥舞一根藤杖，临阵调度，这根藤杖被士兵称为“魔杖”——“尽管比任何士兵更加目标暴露，他却从未负过伤”。然而，潇洒的戈登遇到了劲敌。“当夜，慕王（即苏州守将谭绍光）像普通士兵一样，没有穿上鞋袜，赤脚奋勇作战”，在他指挥下，太平军进行了精准、猛烈的反击，虽然死伤惨重，最终还是击退了戈登。然而，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慕王能抗住戈登，却不能消弭太平军内部的离心离德。经此一役，城内早萌异志的王爷、“天将”们坚定了投降的信念，七天后，他们谋杀了慕王，献城乞降。此外，还有一件诡异的事。当慕王被刺那天，他曾命令法国参谋（太平军中也有外国“志愿军”）起草一封密函，寄与戈登，请求安排“私人会晤”——“可能慕王自己也在考虑提出投降的条件”。

可以设想，光着脚的天囯慕王PK手执藤杖的英国少校，这个场景肯定比穿棉袄的刘德华抱住一位长发男跌入水池来得有趣。更可以设想，山字营倘若扔掉馒头发动大炮对准苏州“长城”一通狂炸，当远较龟缩壕内望城兴叹的画面来得精彩。若还能运用电影语言揭露城内城外的人借助“第三种力量”（各国“志愿军”）进行沟通谋求妥协的微妙状况，则不仅触及事物之表，尤能探及人心之深。何况，这不仅是追求视听之娱，更能借此表现攻城确实给守军带来压力，锻炼了人性，显微了欲望，从而为接下来守军投降作出自然的铺垫。

史事发展，入情合理，根本毋庸劳动编剧抓耳挠腮瞎扯淡，而竟舍此他求，直是何苦来哉。

《张裕钊诗文集》勘误

張裕釗詩文集，王達敏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其書《附錄》一《書札•與曾國藩七首》（第488-94頁），前六首錄自《陶風樓藏名賢手札》，第七首錄自《昭代名人尺牘續集》。今照原書校改。

488 頃叢遽不得暇
按 叢應作匆

490 故其□之也不光
按 □似作發

490 是以近者專力讀書作文，頗少韓退之所謂云云
按應作 是以近者專力讀書，作文頗少，韓退之所謂云云

490 後若有善本
按 後字衍

491 然後進戰退守在足恃
按應作 在在足恃

491 敬惟祉福，益楙為頌。
按應作 敬惟祉福益楙為頌。

492 昔夫子《記聖哲畫像》，於古名臣獨推葛、陸、范、馬四公。今惟夫子之有諸內者也，無愧於諸賢矣，而其功業之襮於外者，則又過之。
按 曾國藩所著為《聖哲畫像記》，書名號可不用。也字，手跡為已字。故應作
昔夫子記聖哲畫像，於古名臣獨推葛、陸、范、馬四公。今惟夫子之有諸，內者已無愧於諸賢矣，而其功業之襮於外者則又過之。

493 則此身竟為虛生時用，為負塗之恥
按應作 則此身竟為虛生，時用為負塗之恥

493 裕釗今歲初擬趨赴金陵侍鼂昔
按 侍前漏祗字。

曾国藩书赠郭嵩焘联

晚清太平天囯战争，不论如何定名，不论如何评价，其本质仍只是内战。较诸外战，内战的胜负并不重要，岂止不重要，甚而是一种耻辱。“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才是国史的荣光。然在清代，依成王败寇之说，自然要将战胜的英雄请上凌烟阁，图形绘影，供奉香火。这是传统套路，後人可以鄙视，但也应抱以“理解的同情”，庶幾称得上正视历史。当时战胜的主力，是湘军与淮军，军中有四位大佬，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所谓“中兴四大名臣”是也。只是，这篇小文并不介绍“名臣”功绩，而要讲一段“八卦”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与“名臣”关系极深，且此文所用材料恰是曾国藩书赠主人公的对联，故将“名臣”抬出来做开场白。

主人公姓郭，名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又作雲仙，是湖南湘阴人。他在吾国近代史上著名，凭的是外交家身份，然在出使异邦之前，他为国人所知，却是南书房行走与巡抚广东的仕履。至于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则极为密切。他是国藩的老朋友兼亲家翁（其子依永娶国藩女纪纯），也是力劝国藩出山组练湘军的赞助人。用他自己的话讲，当日“湖南筹兵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也（《玉池老人自叙》）。谊兼戚友，志事相同，以故，郭、曾之间书翰往来与诗文赠答，数量极多；今人编辑《郭嵩焘诗文集》与《曾国藩全集》，所收称闳富，然犹恐有遗珠也。惟暂不论诗文书札，且谈联语。

国藩的对联写得好，人所周知，《全集》所收题赠联语亦夥，可怪的是，其中竟无一首写给嵩焘（除了一首写给郭父的挽联）。倘非在拍卖图录见到这首对联，还真是一件憾事。联云：“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跋云：“雲仙贤弟亲家性近急遽，纂联奉赠”；署期：“同治元年八月”。按，从文义看，这不是一般用来补壁装饰的对联，而是两句箴言，甚而是不太客气的教训。既云“莫图便宜”，再云“且更从容”，那么，则是说嵩焘素来好贪便宜、不能从容。如此措词，决不客气。跋文又说嵩焘“性近急遽”，则似暗示嵩焘贪便宜、不从容的病根，正在“急遽”二字。嵩焘真有这个毛病么？

还真有。前此，道光二十五年，嵩焘参加会试，不幸落第。国藩特地写了《送郭筠仙南归序》，一则略示安慰，一则凛然相儆。安慰的套话不提，只看首尾两段儆戒语。开篇即云：“凡物之骤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表面上，这是安慰，意谓嵩焘此次不中，没关系，大器晚成嘛。其实呢？且看末段：“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幾矣”。意谓，嵩焘此次不中，非关运气，只怪你修养未臻“纯熟”；再不警省，那怕你禀赋上佳，也会落得“不如荑稗”的结局呢。何以国藩出语如此严厉？在京期间，嵩焘那些言行令国藩不满？已不可考。今可知者，则是早在写下这副对联以前，国藩即已看出嵩焘有希冀“骤为之而遽成焉”的毛病。“骤”与“遽”，正是“急遽”。

再看这首对联的撰写时间：同治元年八月。其时，又有什么要紧事，令国藩在军事旁午之际，忙里偷闲，“纂联奉赠”亲家翁呢？原来，这一年，李鸿章创立淮军，开始“单飞”，经国藩密保，升任江苏巡抚。他一向欣赏嵩焘的人品与才干，便欲请嵩焘到上海帮忙，奏充江苏布政使。岂知国藩闻讯，大不以为然，当即致书阻止，云：“（嵩焘）性情笃挚，不患其不任事，而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宜令其专任苏松粮储道，不署他缺”；按，论职衔，布政使优于粮道。鸿章显欲提携嵩焘，国藩作为鸿章的老师、嵩焘的老友，看到一门之内，师弟亲朋，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本应高兴才是，怎么非要杠一横炮呢？从“患其过于任事、急于求效”一语而论，殆仍不放心嵩焘的“急遽”。此信作于闰八月，对联作于八月；看来，国藩不仅致信令鸿章勿对嵩焘太过“抬爱”，且以赠联的方式提前给嵩焘打了预防针。果然，嵩焘抵沪，仅任粮道，未署布政使。然则此联还真不仅是亲友间泛泛赠以箴言，而是直言无隐有的放矢的训谕。所谓“莫图便宜”，是劝嵩焘不要汲汲于官位之高低，莫一上手就非副省级不可；“且更从容”，则是说，去了上海，莫“急遽”，一步一个脚印，好好干，回头再做更大的官决不是问题。

嵩焘似乎接受了国藩的劝诫。他在江苏任上，不仅发扬了“筹兵筹饷”的本领，还参与主持了苏松减赋的大事。明年，以绩优，诏命嵩焘署广东巡抚。倘若嵩焘自此捐除“急遽”之病，臻于“纯熟”，“从容”行事，那么，国藩的赠联还真有大效。但是，变换气质，谈何容易。嵩焘在粤抚任内，老毛病再度发作。先是与两任总督毛鸿宾、瑞麟闹别扭，其後，又因征剿太平军馀部之事，与左宗棠（其时为闽浙总督，也是他的亲家翁）大生龃龉，闹得狼狈不堪，最终辞职了事。回家後，嵩焘愤愤不平，写信给国藩，痛斥宗棠“倾轧”，并请主持公道。国藩复书，不仅不为他抱不平，反而要他自省，云：“（汝）每遇褊急之时，有所作为，恒患发之太骤”（同治五年五月初四日）。按，“褊急”与“发之太骤”，仍是说他改不了“急遽”的老毛病。

这一回，嵩焘不领国藩的情，他觉得自己没错。于是，他四处写信，“揭露”左某人的“劣迹”，颇有号召天下人共弃之的势头，文祥、李瀚章鸿章兄弟、沈葆桢等人都接到了他的“控诉状”（有关书信俱未收入《诗文集》）。然而，效果不怎么好。宗棠依然直上青云，嵩焘依然命交华盖，士林舆论也未因此改观。羞恼交并，嵩焘自此隐居不出，直到光绪三年，方奉命出使英国。以前因“急遽”在处理国内事务时犯了错吃了亏，如今，出使是外交任务，嵩焘该舒一口气扬一下眉了吧？不然。在国外，他与副使刘锡鸿产生矛盾，明争暗斗，又败下阵来，最终托病归国。

回到湖南，嵩焘心灰意冷，誓不再出，惟以修县志、读《礼》、解《庄》为乐，似已彻底捐弃了“褊急”之病。但是，当他听到左宗棠逝世的消息，仍要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公负我，我不负公”；至死也不愿原谅老朋友。其实，细按史事，即知左、郭在广东的冲突，关于公事者八九，因性格矛盾而产生的误会，微乎其微。嵩焘非要念念不忘，仍是“褊急”本色。在家，他又写了回忆录（即《玉池老人自叙》），历举自己推举曾、左的功劳，自诩安邦治国之才，而慨叹生平际遇不及此二人，以致未能建功立名，最末，犹欲“嘴硬”，云：“生平学问文章，勉强可以自效，而皆不甚属意，惟思以吾所学匡时正俗、利济生民，力不能逮也，而志气不为少衰”；表面上，达观知命，究其实，不过是一肚子牢骚，仍然“褊急”也。

嵩焘暮年心态如此，实则早有伏笔。当他仍是惨绿少年，已得举人未中进士之时，写过一首诗，将曾国藩与自己作对照，云：“去岁举于乡，独上浮春艇。矫矫曾君行，离离动鞭影，突发若争锋，两骑相蔚炳。我足蹶不前，故人已台省。……安能长今夕，不寐心耿耿”（《除夜寄怀曾伯涵兄刘孟容兄》）；其意殆谓，咱哥俩各方面情况都差不多，为啥你都混上高级干部（“台省”）了，我还就“足蹶不前”，大过年的连觉都睡不着呢？其实，国藩中进士时年二十八岁，嵩焘中进士不过三十岁，相差一年多，根本没必要这么“急遽”。

当然，这个毛病，朋友晓得，嵩焘何尝不自知。他总结平生，即云：“吾性卞急，于时多忤”（《萝华山馆遗集序》）。平心而论，嵩焘之德行学问，超迈时流，尤其对外交事务的见识，堪称海内一人而已。但是，天生“急遽”的毛病，怎么也改不掉，因此，所遇不合，郁郁而终——自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幾曾开”。西谚云性格即命运，殆谓此耶？

开创之作 遗憾之书

1946年春，作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郑洞国的幕僚，黄仁宇来到东北。其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并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就未来的政府组织、建国纲领、军队整编、国民大会及宪法草案达成共识，一个和平、民主与发展的中国似乎即将呈现于世人面前。但是，当苏联军队撤离东北，国、共双方对应由谁来接管此一地区，各执己见，不能妥商，于是，共产党军队在苏军协助下捷足先登，占据了四平以北大半个东北地区，国民党则尽遣精锐进入东北，欲以武力驱逐之。至此，内战序曲已经奏响，实现和平须再等四年。进入东北的国军俱由东北保安司令部指挥，因司令长官杜聿明卧病，暂由郑洞国负责实际指挥。在东北的中共武装时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为林彪。四平是南、北满交通的咽喉要隘，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以此，四平之战的胜负即昭示两军在东北势力的消长。由于装备远不如国军，部队扩充太快，人员缺乏训练，在苦守一月、伤亡二万馀人之後，林彪不得不下令退出四平。旋即，国军进一步占领长春——毛泽东曾设想“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毛泽东致彭真并东北局电》，1946年4月25日）——宣告争夺东北的阶段性胜利。黄仁宇随军入长春，“发现全城完好无缺”，“在大和旅馆（按今名春谊宾馆）好好洗了个澡，弥补数周以来的风尘仆仆”。尔後，尤令他感到“兴奋”的，则是5月28日在长春大房身机场亲睹蒋中正的风采。

黄仁宇回忆，蒋中正下了飞机，“机械性的连说‘好，好，好’”，“镇定自制一如平日”，随後在机库内对杜聿明等将领发表“简短的精神训话”，“他没有颁发奖章，而以逐个与将领合影的方式作为奖励”，摄影完毕，他即乘机离去，并未进入长春。通过数十分钟的近距离观察，黄仁宇发现蒋中正表面上显得平静，但“仍有些脆弱，令人不敢置信”（《黄河青山》第170页）——按此所谓“脆弱”，本是黄仁宇用以描述蒋氏的身裁，谓他个头虽高，不免单薄；译者译为“脆弱”，遂凭添了一丝感情色彩。其实，此时的蒋中正一点儿都不“脆弱”，他并不魇足于四平之战的胜利，而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然而，这分豪情未能持久。当他试图进占全部东北时，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时任美国驻华特使，负责调停内战）立即向他施压，明确表示反对国军“向前推进”；而白崇禧、何应钦等高级将领则表示在军事上如果不能增兵的话国军亦将无法控制东北；及至毛泽东命令军队在华北展开“坚决有力之报复行为”（《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6月12日），则不仅向关外增兵已成虚愿，即在关内应对“四处开花”的共军，亦令蒋中正有捉襟见肘之感。即此而论，黄仁宇窥见蒋氏在胜利後表现出来的“脆弱”，倒是十分传神。

不过，三十馀年後，黄仁宇撰《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已对这个细节失去了兴致，他更关心的是，蒋中正与国民党“藉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毛泽东与共产党“则利用土地革命剔除了乡绅地主保甲在农村的垄断，使社会上下层因素同有平均发轫之机会”；而自1978年以降，共产党在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在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中厘定各人权利与义务”，“使整个组织能依数目字管理”，“以构成永久体制”；在此三阶段，执行者有异，执行力有差，意识形态话语有别，然自“大历史”角度而言，是否可以视作双方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遵循“中国长期革命”规律，合作了一场一脉相承前仆後继的历史“接力跑”。正以抱持这种“信念”，黄仁宇才要研读蒋中正日记，看能否从中提取史料，“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作为历史人物，蒋中正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同袁世凯、孙文、毛泽东、邓小平一样，其言行皆足以影响甚至改变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其人若有日记，则以之与重要史事的各类记载互勘，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可藉此了解其人的精神气质，从而达致对历史具有“真了解”的境界——“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然而，黄仁宇所能读到的蒋氏日记，既非全帙，又经删改，欲以此“了解”历史，对蒋中正取得“同情”，为“大历史观”下注脚，究有遗憾。按，据杨天石《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蒋氏日记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其中，1915至1917年日记已佚，今日所见1915年日记仅馀13天的内容；1924年日记亦不存。蒋氏日记现存53年，共63册。2004年，蒋氏後人将全部日记寄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嗣後，由蒋家委托专人审读日记，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制成复本。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年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馀部分将陆续开放。技术处理部分则将在30年後全部恢复。近日，已有学者赴美研读日记原稿，并陆续刊布研究文章，假以时日，对蒋氏日记的研究必能蔚为大观，黄仁宇藉此“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的设想决不会成为空谈。

只是，黄书初版于1994年，其人则于2000年逝世，他是无缘得见这份日记的，那么，他从哪里读到蒋氏日记呢？据其自叙，他所见蒋氏日记来自两部书，一为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7年），纪事止于1926年；一为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78年），纪事止于1949年。二书皆以蒋氏日记为主干进行编排，所谓“采编年与纪事本末体例而互用之”，但是，所选内容既经蒋中正及其幕僚裁选，势必有为尊者讳的地方，甚至出于修饰形象的考虑而免不了淆乱视听的更动。因此，黄仁宇说：“这当然不是作史者能自信可以全部掌握左右逢源的资料”。然在十馀年前，当蒋氏日记深藏不露之时（秦孝仪《长编初稿》“只在内部流通”，黄仁宇向秦氏借得一部，方能完成著述），有人披沙拣金，比次发明，撰成“以‘日记’本身作研究考察之对象的文字”，其开山辟路的功劳是不可掩的。十馀年来，海内外学者著述所引用的蒋氏日记，大皆自黄书转抄，即是黄仁宇有功史林的明证。当然，除了所据主要史料本身有缺陷，黄仁宇未能广泛参考共产党一方的史料（限于“美国学者”身份，难以接触党史资料），亦无力深挖藏诸档案、日记、报刊、回忆录中的史料（大半生专治古代史，对现代史研究所下工夫不深），导致黄书在叙事上不够周全缜密，从而降低了他苦口婆心随时随地都在宣讲的“大历史观”的可信度。

譬如，自“中山舰事件”至发动“清党”，蒋中正在此一年间，为何由同情襄助共产主义事业一变而为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实系现代史上一桩极重要的“公案”。黄仁宇既从日记入手发愿为蒋氏写一部《初传》或曰《粗传》，固应尽力将此事叙述清楚，尤应尽可能将蒋氏的“心路历程”揭示明白。然而，正以前述史料的缺憾，限制了他的书写。毛思诚书纪事止于1926年12月31日，秦孝仪书自1927年10月以後方引用蒋氏日记，“清党”则发生在1927年4月。二书在内容上不能连续，遂致作者发出无米下锅之叹，而未能广征其他史料，旁敲侧击，则致产生“意必固我”之失。黄仁宇如此猜测蒋中正从和平“限共”走向武力“清党”的心理状态，云：“古今中外之言革命者，自武则天至列宁，有一段共通的理解：他们的生命可放弃，名誉可受毁折，个人道德可有亏损，但是功业必须完成。自一九二六年初，蒋介石已进入这样一个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互相冲突的境界”。说老实话，这不过机械套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卑之无甚高论，决不足以解释蒋中正的矛盾言行与委曲思致。况且，一边如此定论，一边又说，“我们无法断定何时他对清党一事下有决心”，也“缺乏蒋亲身切眼的经验”，只好“从大历史的角度”泛泛而谈，谓“大历史不能因藉于小眼光。中国之长期革命其范围与深度早已超过法国大革命及英国之内战。而一九二七年之清党只是当中一个段落”；更是要从本质上取消此一事件的重要性。若据此立论，则自清末直至改革开放百馀年间，除了北伐、抗战、土改、文革等屈指可数的几件事，其他种种莫不只是“一个段落”，其得失成败，必然与偶然，既不足以影响大局，则皆不必耗费“小眼光”予以审视。从历史进程来说，陈迹已然，不容假说，固应如是；但是，黄书此段原要透过蒋氏日记来分析他的心理，自应简择史料，条分缕析，层层推进，娓娓道来，以求揭示蒋氏心理的变化过程，今仅搬用马基雅维利主义及“大历史的角度”，聊以塞责，何以服人？

以故，杨奎松撰《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原刊《史学月刊》，後收入《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便要批评这种写法，云：“多数研究者（按以黄仁宇、李云汉、汪荣祖与李敖为代表）在谈到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时，似乎太过强调了其个人的权利欲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讨论限于政治漩涡中心的蒋介石在湍流激荡下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研究其实并未能善用史料”。限于篇幅，不能详细介绍杨文操作同一题目的优胜之处，仅拈数例为证。

“中山舰事件”後，黄书罗列蒋氏日记中抒写心情的材料，断定“至此他已看穿，完成中国之革命并非立即制造出来一种理想上完美、合理、合法之体制，首先应在树立威权”。按，此仍系以马基雅维利主义作臆测。杨文则敏锐发见此一事件“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未必有多少深谋远虑”。因为，在事变当天他就取消戒严，释放被押的共产党人；当何香凝当面质问他下令戒严究怀何心，是不是想“投降帝国主义”，他“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甚至在向黄埔军校同学训话，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他也大失风度，当众哭泣。言行既如此，何能看出蒋中正是在“树立威权”？至于蒋中正为何发动“清党”，以及何时暴露“清党”的企图，黄书语焉不详，叙述凌乱，杨文则广征博引，穷原竟委。黄书猜测蒋中正自开始北伐离开广州即对共产党人生了反感，杨文则观察到，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後，蒋氏仍只要“确保自己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当他考虑是否应让共产党员党代表退出军队，踟蹰不决，谓，这些共产党员在军校时莫非“最亲爱最可宝贵”的学生，入伍後则是“很努力，对于革命工作很能效力”的干部，真令诸人退出，“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损失，即我诸同学凡为革命分子者之个人，无形中亦皆受极大之损失，而我团体之损失固不待言矣”。及至不得不宣布此一决定，他态度坚决，措辞却极委婉，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纠纷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求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等到革命成功，再加入CP（中国共产党英文缩写），并不会迟”。至于最终酿成“清党”的白色恐怖，其因有几端，黄书或未言及，或言及而不中肯。如“扶助农工背後的利益之争”，黄未言及；如“迎汪（兆铭）拒汪之较量”，黄虽言及而叙次紊乱。至于蒋中正何时决定与共产党翻脸，黄书直承不知，杨文则据《邵元冲日记》、《困勉记》、《蒋介石言论集》、中共档案等史料勾出明晰的线索，不仅逐步揭示蒋氏个人心理的变化，也扼要介绍了国、共、苏各方的动态，既设置了“大历史”的背景，也提供了观察历史人物心态的“小眼光”视角。于是，读者展卷，但见历史场景错落有致，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洵为阅读中国现代史著述不可多得的乐趣。

其实，同是黄仁宇，叙述这段历史，只须少谈几句“大历史”理论，多讲一些亲身闻见的故事，会要精彩得多。他的自传《黄河青山》就是显证。他虽未用国民党的“联共”与“分共”这样的题目，但他追叙与张发奎、郑洞国、朱世明、田汉、范长江等国共两党人士的交谊，偶发几句议论，无不精当，令人赞叹。如，“国民党高阶人物将公职和私谊分开的做法，并未受到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充分注意”；“田汉更增加了共产党的吸引力，他的例子证明，不必是道德家或苛以律己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这是对两党精英各具魅力的点评。如，“在异族侵略时枪杀自己同胞的禁忌一旦解除，其残暴简直无法无天。双方人马显然都相信，对方比日本人更不可原谅，居然如此冷血的发动叛变”；则是对中国内战的残酷性所做的微观而深刻的分析。书中如此妙语警句甚多，窃谓毫不逊色于他的“大历史观”，甚而过之。

反观《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以材料的缺陷，导致叙事不能周至，因不曾专治此一时段的历史导致取材支绌，故难称“信史”；同时，过于强调历史分析的理论框架，念念有词“大历史”（几有“灌水”之嫌），忽视对细节的琢磨，则降低了文学性。故曰，其书有开创之功，少紬绎之趣。吾人欲觅更真切生动的蒋中正传记，不得不再等上一段时间。

写在状纸边上·发饷

克复南京之後，赵二虎不顾庞青雲的阻挠，执意向士兵发放军饷。青雲说：“私分朝廷军饷是重罪”；二虎则云：“我们进了南京之後，有一半是军饷”。随後，一边发饷，一边有人高声报数，云：“张文方，五两；王小三，三两四钱……”。

按，顾名思义，既称军饷，即谓供给军队的粮食与现金，其中就包括发给士兵的薪俸。一般来说，晚清湘军、淮军等勇营的士兵薪俸，包括按月计酬的“月银”，立功受赏的“奖费”，以及退役复员之际发放的“盘川”（即遣散费）。二虎在克城後给士兵发钱，实在是极正当的事情，何来“私分朝廷军饷”的指责呢？也许，编剧想藉此表达，青雲吝饷是为了能向中央上缴更多的银钱，从而换取朝廷对他的好感。然而，士兵上沙场博命，目的只是功名与利禄；惟能立大功者不多，那么，为一般士兵所注意者就只剩一个利字。于是，文官也好，武将也好，哪怕是皇帝本人，不论是谁，皆不愿更不敢对士兵吝惜。战胜，没得说，要发饷，即使战败，也得发饷。舍不得？那就等着看军队由“饷溃”而兵变的好戏吧。

至于二虎说：“进了南京之後，有一半是军饷”；大概是说军队在南京城内抢得财物，一半上缴中央，一半自用。此亦不符事实。同治三年，湘军入南京，统帅曾国藩即写了一分调查报告，说，本已做好打算，“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但是，及入城，并未发现大宗财宝，前此纷传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根本是谣言。因此，湘军无法向朝廷上缴“贼赃”，用以补贴国家多年用兵造成的财政亏损。奏入，朝廷对此表示高度谅解，批谕：“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也就是说，能打胜仗就成，银子不是问题。

当然，朝野各方对湘军是否发了横财的质疑，并不因一纸诏书而解消，即至今日，仍有人认为湘军在南京大捞了一笔，尤其曾氏兄弟，竟以此“暴富”。其实，综合分析当时公私史料，我们可以计算曾家的财产，决非“暴富”；南京城内，亦确无太平天囯遗留的“圣库”巨资（可参考拙撰《曾九暴富传说》）。然而，攻入南京的湘军将士绝非一无所得。他们洗劫了南京，人人皆有斩获，这是毫无疑问的。且不仅湘军，还有淮军，都在克城後进行洗劫；又不仅南京，被洗劫的城市还有九江、安庆、苏州、杭州、湖州……。战胜後“合法”抢劫，是旧时军人在薪俸以外的“非经常性收入”，甚至在全部收入中占大头。

再说“经常性收入”。略言之，按湘、淮军的“饷章”，士兵“月银”分四级：什长（今语“班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勤务兵）四两五钱，正勇（战兵）四两二钱，火勇（炊事兵）三两三钱。然日常发放，并非全额，而是只发八成，馀款在年底或退役时结清，以银票方式，待回本省府县後兑取。“奖费”也分等，如作战受伤：头等赏银十五两，二等十两，三等五两；致残者，另加；阵亡者，恤银三十两。早期，另有杀敌擒敌的奖赏，如，一个人头值五两（并非真要提头来见，割下耳朵即可领钱）；杀死“黄袍贼”（太平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名，赏十五两，生擒翻倍。後因太平军中“裹胁”平民太多，士兵滥杀取赏，导致支出大增，遂废止这种奖励，改为根据营官的报告，由统帅随宜酌定赏金数额。

如此，或可猜测，电影中，张文方发五两，许是他受了三等伤？王小三发三两四钱，许是他的身份为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