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九年八月上旬，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乌尔肯希巴立台地方的行营主持了三场法会，祈求“断除凶神恶煞的热力”——主要指汉地痘症的威胁，然而，他仍未确信施法的效果，故向清世祖提出，“因内地疾疫甚多”，可否将觐见地由首都改为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或者代噶（在今内蒙凉城县）。此书寄至北京，引发清廷满汉大臣间的一场大讨论。
九月初三日，世祖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介绍达赖喇嘛改地相见的建议，说自己准备接受这条建议，“亲至边外（即代噶）迎之”。这么做，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约三千人）”，若在京招待，不免花费太多，而在蒙古地方设请，不妨因陋就简，节约一点银两。其时当清代开国之初，百废待举，征战未息，遇事虑及银钱，是当然的道理；兼之历代开国之主大皆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出，保有简朴的习惯，世祖虽是少年皇帝，对此亦有体会。一是礼貌，“我既招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此亦与其时国家草创尚来不及详订礼仪细节有关，若在乾隆朝，则皇帝与各路人马相见，具有定制，不必每事一议矣。一是政治，世祖担心怠慢了达赖喇嘛，“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世祖提出三条意见，命王大臣们讨论。
会议诸人大致分作满、汉二派。满臣一致认为，从前咱们这边发出邀请，达赖喇嘛没怎么拿架子，即依约而来，那么，他有诚意，皇帝也应该表示诚意，故亲至代噶迎接为是。至于接待费用问题。相见後，若达赖喇嘛愿在蒙古地方会谈，咱们就在那儿谈，这可以节约钱；愿意入京来谈，则“令少带随从入内”，也可以节约钱。而顺了达赖喇嘛的意，喀尔喀必“亦从之来归”。如此，礼尚往来，宾主双方不单有面子，还有里子，多好。
汉臣不同意。他们说，皇帝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故只能委托某亲王“代迎”。其次，即使达赖喇嘛愿意入京，而从者甚众，招待起来要费一大笔银子，故“不可令入内地”，只能住在边外，由朝廷赏赐一些银物，略致敬意而已。
两派意见格格不入，世祖犯了难，末了，他说：“朕当裁之”；宣布退朝。
达赖喇嘛渐行渐近，这事到底怎么办，可不能总拖。九月二十九日，决定出来了。据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昨日，“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实在不是好兆头。而在人间，则南旱北涝，饥民闹事，寇盗渐多，也不是好年景。因此，此时决不是“圣躬远幸之时”。用俗话说，此奏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不论世祖闻奏心内如何想法，他的批谕是：“甚是，朕行即停止”。嗣又致书达赖喇嘛，谓“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亲迎，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
十一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代噶接到这封最新的圣旨。同时，自京来此的钦差告诉他，“若大队随从相伴（入京），则会延缓，而且从人恐会染病，所以要我将大部分随从留在代噶，只带三百人，轻装进京”。其後两天，他看见“前所未见的彩虹的光辉笼罩着行宫（清廷专为达赖喇嘛所建）”，“四周也可见到许多奇异的弧形长虹”，自觉“吉凶难测”。然而，事势至此，已不暇论吉凶——尽管日後当同样的天象在西藏出现时，“它给达官贵人预示了死亡的降临”——“按照皇帝旨意，我们即在二十七日启程”。
如此看来，两位领袖，虽有政教之异，年辈之差，在临见面的一刻，却同时从天象得到了或明或暗的启示。只是，除了天象，还有没有别的因缘呢？
清廷首次与藏地接触，犹在清太宗皇太极当政的时候，其时，明代统治尚未结束，满洲人正在等待入主中原最合适的时机。而太宗首次给藏地领袖写信，学界通常定为崇德四年（1639）——如迄今为止叙述此事最为详确的邓锐龄撰《清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1996年），就采用这个说法——然据《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2000年）所译蒙文老档，可知太宗首次致书土伯特汗（清初称藏地为土伯特）实在崇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当时土伯特汗为信奉噶玛噶举派的第悉藏巴，他与格鲁派宗主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关系势同水火。崇德七年，达赖喇嘛联络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引军入藏，擒杀第悉藏巴，自此结束了噶玛噶举派近三百年的统治，藏地由格鲁派掌控。太宗为何致书第悉藏巴？因为，此前蒙古诸部连函吁请“迎聘”达赖喇嘛至盛京（今沈阳市），本着“自古历代皇帝创业，佛法未尝断绝”之意，太宗同意邀请，遂有此书。
而蒙古诸部在此时向盟友满洲“大汗”请求迎聘达赖喇嘛，有三个原因。一，自十六世纪，蒙古人大都转奉格鲁派，即“达赖”二字（蒙语“大海”的音译），亦是1578年土默特蒙古俺答汗赠予哲蚌寺转世活佛索南嘉措的尊号，故索南嘉措虽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而第一、二世在生前实无“达赖”的尊称。蒙古向正在崛起的满洲部落推介自家的宗教偶像，是很自然的事。二，其时蒙古正与格鲁派僧侣集团密谋推翻第悉藏巴，将来藏地领袖必有达赖喇嘛的地位，让他早日与清廷接触，可以增进了解。三，喀尔喀蒙古与清廷关系不太融洽，其部领袖与达赖喇嘛私交甚笃，故喀尔喀希望通过达赖喇嘛与清帝晤面，从中说合，改善关系。
自清廷而言，于藏地形势虽未了然，对当时统治者第悉藏巴与达赖喇嘛不合却有耳闻，因此，尽管在原则上同意蒙古诸部迎聘达赖喇嘛，却不能无视第悉藏巴信奉噶举派的事实。于是，太宗仅写信给第悉藏巴，表示尊重佛法、延请高僧之意，而未言及到底邀请哪一派哪一位高僧，亦未专门向达赖喇嘛发送邀请函。直到顺治五年（1648）五月二十日，太宗逝世以後，方由世祖福临致书，“敦请高僧喇嘛来京”。此为“清代自皇太极以来给达赖喇嘛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邀请信”（李保文撰《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
清廷与藏地政、教领袖首次接触的时日，即如上述。而达赖喇嘛应邀赴京在顺治六年正月，据其自传：“为了不违背皇帝的圣旨，我答应赴京。中原地域辽阔，我担心会染上天花和热病，上书具奏不能久留的原因”，并将启程时间订在“辰年”（即顺治九年）。世祖复书云：“万能金刚达赖喇嘛座前：朕体康安，万能金刚达赖喇嘛尔康安否？得喇嘛上表，言辰年夏进京，甚为喜悦”。达赖喇嘛担心在中原感染“天花和热病”，应属实情。不仅藏人对此抱有普遍的忧虑，满洲人也有同感，亲身见证此次历史性会面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说过：“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病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世祖之“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曾在南苑（即南海子）修筑避痘处所，最终“战痘”失败，染疾亡身。世祖亲政後，亦不在紫禁城长驻而常在南苑避痘，至与达赖喇嘛首次见面，地点也定在南苑。
但是，宾主双方在避染痘症上取得共识，并不意味没有其他原因影响此次会面，甚而不见诸公文的原因才是真实原因。二人年纪有差（会面时，达赖喇嘛三十六岁，世祖十六岁），但皆为政治史所谓伟人者，一旦相遇于揖让进退俱关大局之际，传染病再厉害，亦不得不暂时抛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既得利益者林则徐能讲这句话，最终利益者能不领会、实践这句话？
民国廿九年夏，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汉名黄正光）自拉萨归来，由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司令黄正清（藏名罗桑泽旺，是活佛的大哥，1949年後官至甘肃省副省长）率队往迎。其时，筹建拉卜楞寺女子小学的藏学家于式玉女士，日夜劳作之馀，想“借这机会放松一下”，遂加入迎候活佛的队伍。六月二十日，迎候队伍行至黄河边的卓格尼玛滩（今属甘肃玛曲县），因活佛一行程路耽搁，众人在此扎帐休整，待了九天。在此期间，于女士甚觉“无聊”，“只有听司令讲些汉、藏相通的故事，才是解闷的唯一资料”，司令所讲故事予她以最深刻印象的，则是“藏人也有部《三国演义》”。据云，《演义》人物中最受尊崇的是关羽，尤其在西康地区，藏民每于饮茶时祝告：“骑着赤兔马，日行千里路，察人间善恶的关老爷，请来喝茶！”藏民称关羽为“格萨尔”，称关夫人为“珠莫”——“若说某一个女人像珠莫，那是恭维到极点的话”（《到黄河曲迎接嘉木样活佛日记》）。
于女士的哥哥于道泉先生也是藏学家，亦曾述及此事，云：“西藏有最流行之长篇小说，名曰《盖撒故事》，据云盖撒系一蒙古国王，乃观自在之化身。但中原之关帝在西藏皆称为盖撒。即西藏故事中所描写之盖撒王亦与《三国演义》中之关公相仿佛。且盖撒之侍者二人，亦酷似周仓与关平。大概自汉晋以来关羽之故事流行中原甚多，一部分为中原文人所掇拾附会，乃成《三国演义》等书；一部分传入西藏，在西藏之民间传说中幾经变化後复为西藏文人所掇拾附会，乃成《盖撒故事》”。其时，于先生尚未读过《盖撒故事》，所作推想，合乎常情（《达赖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转生》）。
吾有一友尝游拉萨，回来後兴奋的说，你知道吗，藏地也有关帝庙，藏语叫“格萨拉康”，拉康是庙，格萨就是格萨尔王，而史诗《格萨尔王传》正是关羽故事的西藏版，真是太有趣了！我说，还不够有趣，十九世纪有英国旅行家说格萨尔是罗马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更有趣咧。试想，格萨尔、盖撒、凯撒与关，略作谐音，不就是同名异呼么？吾友油然而惑，问，真有这么神奇？答曰，都是附会的错，格萨尔只是藏地英雄，与关羽、凯撒无关。
其实，在于氏兄妹文章发表後不久，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写了一篇《“藏三国”的初步研究》（1944），即以文献与口碑证据破除了格萨尔是关羽的讹言。他说，格萨尔即《宋史吐蕃传》中的“唃厮罗”，是林国国王，国境辖今四川西北及青海一部分，与西夏国接壤。他一生的事业，可概括为“连中原（宋朝）以拒西夏”。《格萨尔》史诗便是根据他的文治武功演义而成。任先生认为《格萨尔》虽非藏版《三国演义》，然仅论文字优美、设想诡奇与诙谐幽默，决不输与汉地的古典文学名著。即如开篇，叙述一位老妇弃家朝佛，不幸中道而死，其媳由此怨诟佛法，发愿转世为魔以摧毁佛法。她的愿力甚大，终于生下三个魔子（暗喻与格萨尔作战的各族），诸天神佛紧急会商，群推一佛下凡护法，此即未来的格萨尔王。任先生译出西康版（此书被格鲁派列为禁书，只能以口传手抄的方式传播，故版本甚多）第一段，云：
“夕阳将坠，草原里一望苍茫，老太婆驱遣她的羊群，听它们不规则的前进，有似一顷柔浪，滚滚向前移转。转过浅冈，望见山侧金碧辉煌的佛寺，反映夕阳，显得分外的鲜艳华美，仿佛有万道毫光，非常锐利的排开宇宙的阴霾，把她微弱而愉快的心脏，很亲蜜甜美的把握住。她忘记了羊群，不知不觉下拜了”。
读来只觉情致如绘，适如任先生所谓：“纵不解藏文，但聆此意，亦当感其不凡”。
话说见过太后，狄公与庞青雲在朝房闲话，小作寒暄，狄公话锋一转，说：“叛乱虽平，可地方督抚个个手握重兵。庞大人，这，太后不放心啊！” 青雲答曰：“山字营带头裁军”。按，俗传曾国藩克复南京，位高权重，以致谣诼日兴，不安于位，他赶紧大规模裁军，以明心迹。窃谓，此皆野老之谈，诛心之论，不足取信。国藩在主观上想不想造反，在客观上能不能造反，答案很明确：看不出，不可能。鄙人尝撰文专论此事，今不赘言。倒是当日裁军的实际情势，不妨略作说明。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克南京。七月二十日，国藩即奏请裁军。为什么裁军？第一个原因是省钱。当时湘军总数约十二万人，以每兵月银四两计，则全军每月需饷四十八万两，加上营哨官与统领的办公费及他项杂费又需十万馀两。以年计，则需七百馀万方能维持湘军开销。若统计包括湘军在内的全国兵饷，则年需二千馀万两，而当时政府各项收入合计只有四千馀万，军费支出竟占去一半以上。因此，国藩说：“（军队）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确是实话。再说：“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後患”；也是实情。
除了省钱，还有一个原因，是防止士兵肇乱。湘军不是经制军队，士兵都是“临时工”，南京一破，全军“失业”。老实的，回家继续务农；不老实的，则不甘心，极有可能趁着大乱虽靖而风波未息之时，捞一笔再走，或者要求加薪，或者劫掠百姓，甚者起兵造反。因此，距攻克南京才过了一个月，国藩即迅筹裁军，便是尽量不让士兵有充足时间进行“串谋”，用他的话说，这正是“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确实，缴了械，分了众，一声令下，即刻由武装部队“护送”回乡，那些想闹事的士兵根本没有机会造反。
当时主政者是西太后与恭亲王，一个寡妇，一个纨绔，虽皆智商超群、情商过人，毕竟不谙军事，认为在捻军仍未消灭的情况下，骤然裁撤几万人，未敢确信这些人会老老实实回家去。以此，特地向国藩建议，“此辈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随处啸聚为乱”，“不若先汰老弱”，“俟江（西）、楚（湖北）一律肃清，再议裁撤”。如此说话，反倒辜负了国藩的苦心，因此国藩婉拒，云，湘勇多为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不致别生枝节”；执意请求迅速裁军，最终，朝廷同意了他的方案。
省钱与杜乱，是裁军的直接原因，另有一个间接原因，则是淮军代兴，足以填补湘军撤後的国防空缺。国藩云，“楚军出征过久，官秩日高，渐成强弩之末”，“必宜多撤”，而“淮勇锐气方盛”，则“不可轻撤”。有前辈学者将这段话解释为湘军营中盛行哥老会，以致国藩无力控制，遂托辞淮军後劲以为掩饰。其实，成军以来，湘军中即有“会党”（《营制》严禁“会党”、“结拜”即可证明），国藩未尝不知；他既然带了十年兵，怎么控制军中的“会党”，必有心得——事实也证明哥老会在裁军後虽有发动，究非大患。何况，秦汉以来中国，所谓“封建会道门”起事，哪朝哪代没有呢？只要没搞出黄巾军、白莲教的大场面，都算正常。
而且，国藩裁军，计之已熟，至迟在同治元年，他在日记书信中就提到这个计划。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很正常：修齐治平四门功课，已经循序操演了一遍，及至垂垂老矣，在己，功成名就，在人，既有“接班人”李鸿章又有“竞争者”左宗棠，则军国大事委诸二人可矣，何必拼上老命呢？今人看那个时代，但觉“诸夷环伺，间不容髮”，而自国藩视之，身际中兴，仔肩可卸，正是偃武修文的好时候，此时不裁军，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