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我为湖南教育电视台录制了一部电视讲座，名为《湘军传奇》。其时，无讲稿，仅列提纲，每日独对摄像机，讲上两个钟头，一连录了一个多月，方告毕役。说这些，不是为了显摆什么胸有成竹，而是老实交待，由于时间不够与精力不济，此次讲座准备的并非十分充分；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向电视台领导尤其是制片人田思思女士表达我的谢意，谢谢他们的大度与信任。然而，准备不充分，讲的也磕巴，并不意味这个讲座不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经过精心的後期制作——串词、剪辑、画面与音乐，讲座的播出，相对于讲座的录制，简直有脱胎换骨的区别。巧妇固不能为无米之炊，然而，只要有一些稍能入咽的材料，巧妇必能因难见巧，做出一桌可口的饭菜。

节目完成，再蒙出版家尚红科先生的美意，希望我能将讲座内容整理成书。讲座的主题是湘军——严格的说，指自创建至克复南京期间的湘军——此系鄙人关心有年的题目，窃谓积力既久，不无一得之愚，以此，虽非巧妇，我也硬着头皮，割肉择菜，炖炒烹炸，期于不辱使命。既为讲座，形成文字，自然极端的口语化。口语化，有利有弊。其利在于易解，其弊在于辞费。我所做的，就是尽量将故事脉络保存完整，而删除太过拖沓重复的部分，同时，对措辞造句稍加润饰，以便阅读。加上黄海龙先生的细心编辑，此书终于成形。然而，这份工打得如何，尚祈读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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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细细分辨这两个字，会有新认识。“湘军”之“湘”，现在都理解为指称湖南，可是，回溯到这个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湘”不是指湖南，而是指湘乡。当王錱、罗泽南在湘乡组练一千馀名乡勇，去到长沙接受曾国藩的节制，这支军队就叫“湘勇”——来自湘乡的勇营。当时，除了湘勇，还有宝勇（宝庆）、浏勇（浏阳）、平勇（平江）、镇勇（镇筸）等各色称号，皆是与湘勇平行并列的名词。可知，彼时的湘字，只是一县的代指，而非全省的简称。至于湘勇或曰湘军之湘终与湖湘之湘划上等号，是后来的事。

随着湘军名气看涨，又有了一句名言，曰“无湘不成军”；通常理解为军中无湖南籍将士则难成劲旅，甚或暗示中国之将材士气以湖南一省为最，则此一“湘”字又指湖南。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最初，此字仍是指称湘乡，而这句话不过是用来赞美湘军创始人——罗泽南，意谓他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的湖南省内是最精锐的部队。增字释义，应说“无湘乡勇不成湖南军”，才是原义；后世理解为“无湖南兵不成中国劲旅”，固然不无经验上的证据，终与历史上的证据相悖，不宜滥用。

曾国藩麾师东进，终克南京，其间，“湘军”二字渐渐见诸公文，众所周知。然而，其时所谓“湘军”，与今日所讲的湘军仍有不同的地方。当时公文，有时用湘军，有时用楚军，有时称湘勇，或又称楚勇，而这些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湖南军”。同时，如“豫军”（河南）、“苏军”（江苏）、“江军”（江西）、“鄂军”（湖北）等称号，都是指称某省的军事力量，与“湘军”是同一用法。而后人所理解的湘军，则专指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统帅的以湖南籍将士为主体的军队。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在湖南省，除了曾、胡等人所率的湘军，还有巡抚、提督统制的绿营，以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这些军队都被称为湘军。湘军真正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湘军，被赋予专有名词的意义，还需要时间。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在内的历任湘军统帅，在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朝代，迭出代兴，南征北战，这才将“湘军”两个字从泛指的名词塑造为专有的名词，从这以后，也才有了所谓湘系、湘军集团的说法。

湘系，即湘军系。曾国藩及其弟国荃所部属于湘系，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刘坤一等人也是湘军系，这些人及其部队，相互间当然有联系，但亲疏有别，并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联属。在湘军内部，早有非湘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的例子，如塔齐布（满洲），如鲍超（四川），都是湘军的统帅。在后期，则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墉（雪岩），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作湘军集团的一员。又如吴大澄（江苏）——他率湘军参加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崩溃，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断送”在他手上——也可视为湘军集团成员。此外，则是出身于湘军统帅幕府的文职人员，以及未在湘军任职但与湘军统帅关系密近的中央或地方官员，他们也属于湘军系。在此意义上，“湘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已成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概念。

有趣的是，自甲午战争，直到民国开国，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这期间也频繁出现“湘军”这个词。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的有湘军，去镇压革命的也有湘军；民国军阀混战，其中也有湘军；抗日战争时期，有些军队因在湖南作战，或因军中湘籍将士比较多，也被称为湘军。当然，以上这些不过是遵循历史惯性，沿用以前的称呼而已。

说完湘军之“湘”，再讲湘军之“乡”。

湘军将领以湘乡籍人士为多，然而，湘军统帅，除了曾国藩、国荃兄弟，其他几位都不是湘乡人，如胡林翼是益阳人，左宗棠是湘阴人，彭玉麟是衡阳人，刘坤一是新宁人。再看士兵，固然有“无湘不成军”一说，表示湘乡士兵绝对是优质兵源，但是否意味着只有湘乡兵才是湘军主力，才能成为精锐部队？不是这样的。湖南一省之内，湘乡一县之外，还有不少出产优质兵源的地方，如邵阳，如湘西辰沅一带，如衡阳。再者，根据一贯流传的湘军选兵标准——尽量选用“朴实农夫”，而不要选用“城市油滑之人”，如长沙人——似乎可以判断，长沙府不能出产优质兵源，但是，偏是这些“城市油滑之人”，一旦遭遇名将，也能训练成为雄师，譬如勇冠湘军诸部的“霆军”。

曾国荃回湘乡募勇，曾说，兵源最好出自离他家附近若干里的范围，稍远一点，哪怕同是湘乡人，也不可靠。这种标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同乡在语言习俗上比较亲近，易于沟通，恐怕并无太多道理可讲。有人说，我们湖南人如何如何不得了，他省的人都比不过咱们，这是一种成见；有人说，我们湘乡人又如何如何不得了，省内咱们最能做大事，这更狭隘一点；至于曾国荃，则仿佛在说，我们家门口的人如何如何不得了，除此之外再无什么人才，这真是最狭隘的成见。这种地域上的成见，实在是将来湘军集团之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滥觞。一县之人还要搞歧视，其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未来，湘军中湖南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最终引发“湘淮不和”（即湖南人与安徽人之间的争斗），譬如，李鸿章作为安徽人，从湘军中愤而出走建立淮军；程学启本是曾国荃部下的猛将，只因受不了湘籍人士的歧视，脱离湘军，转投李鸿章；还有攻克南京首先入城的朱洪章，因为是贵州人，也受到湘籍人士的排挤，落落寡欢；直到光绪年间，王闿运还在感叹，湘淮之间的矛盾无法调解。当然，负面影响也可能结出正面的成果。譬如淮军之成立，淮军之成为劲旅，李鸿章之成为一代伟人，正是这种负面斗争无心插柳得出的成果。同时，湖南本省人之间也斗得厉害。譬如，建军元老罗泽南与李续宾——他们的关系曾被很多人误会，说续宾是泽南的弟子，其实不是；续宾之弟续宜才是泽南弟子，续宾不是——各领一军，都是湘军名帅，虽有并肩作战的时候，却也有很多不和的事迹。我们看李续宾年谱，他的家人、部下，就讲了很多不和谐的故事。又如，湘军初建，王錱和曾国藩亦不和谐，刚开始合作，就分道扬镳。此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左宗棠与郭嵩焘，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可以说从头斗到尾，甚至至死都不原谅。如郭嵩焘对左宗棠，当他听到左宗棠的死讯，在日记中写道：“且伤且憾”。“伤”，指左宗棠为国家元勋，又与自己有数十年的交谊，于公于私，他的逝世都令人伤心；“憾”，则谓左宗棠“矜张恣肆”，“专恃意气”，本来能做“一代名臣”，却因为这些坏毛病而不能达标，真是“自毁已甚”（《郭嵩焘日记》光绪十一年八月初三日）。举世公认，左宗棠是一代伟人，郭嵩焘却抱着私怨，不肯承认，可想而知他们的矛盾有多深。

这些争斗，有时候显得非常的残酷，与“团队精神”大相冲突，不妨说：团结并不是湘军的特色。尽管确实有这么多湖南人一起做好了一件事情，但是仍然要说团结不是他们的特色。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为什么”在此不便展开，讲不清楚，希望在接下来的讲述能够提供答案。在此，只讲曾国藩在军中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曰：“胜不攘功，败则相救”。打了胜仗，有几分功劳就领几分奖赏，不要把别人的功劳抢过来，也不要虚报自己的功绩，这是“胜不攘功”；“败则相救”，则说一同出战，谁的战况好一点，而友军那边有麻烦，那么，行有馀力就该去救助友军，尽管这么做可能让己军陷入困境，但一定要去救；如果袖手不管，甚而在军中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湘军就难以成功。曾国藩这句话，本是用来总结绿营崩溃的教训——清代的国家经制军队是绿营，绿营崩溃之后，像湘军这种勇军才登上历史舞台。曾国藩不想让湘军成为另一个绿营，才时刻拿这句话提醒将领们。这话固然说的对，但是，正因为湘军将领之间、各支军队之间确实出现了“胜则攘功，败不相救”的情况，他才要格外强调这条军令。这种情况，不是一起两起的孤立事件，可以说，在湘军作战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因此，可以说，团结不是湘军的特色。

至于不团结却能做成一桩大事业，这是什么道理？这就需要我们回顾湘军历史，看一看从组建到攻克南京，再到各军分头发展，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梳理这些事实，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出答案

接下来要解释湘军之“军”。湘军不是一支组织严密、有唯一统帅、令行禁止的军队。湘军内部有不同的源流，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湘军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是老湘营，一是曾军。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一支由湖南人组建的军队，规模可观，堪称湘军的嚆矢。此即咸丰元年由江忠源率领赴援江西的楚勇。只是，江忠源逝世的早，他的军队虽然由他的兄弟继承，但终未能发扬光大，不足以形成一派。

老湘营几乎全由湘乡人组成，由王錱创建、训练与指挥，他逝世后，其军交由左宗棠率领。在宗棠的统带下，这支军队逐渐扩充，自江西经安徽一直打到浙江，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军队协力消灭太平天囯；后转战福建广东，追剿太平军馀部；续又挥师北上，在中原与捻军作战；最终奉命进入西北，在陕、甘、宁、新作战，立下彪炳战功。这就是老湘营。

曾军则是曾国藩、国荃兄弟的直属部队。其初，部队由国藩亲率，在湖南、江西作战，然而战绩不佳，偶有昙花一现的时刻，大部分时间仍是平平无奇。其后，国藩回家守制，军队由国荃接管，自此才逐渐成为精锐之师，攻克安庆，收复南京，立下清廷战胜太平天囯的头功。然于收复南京之后，此军大部遂被裁撤，不能像老湘营一样，在攻克南京之后还继续战斗了十几年。

此外，胡林翼主政湖北期间，李续宾、鲍超受其节制，称为“鄂军”。李、鲍之军实为当时清方阵营中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并不接受曾国藩的指挥。直到续宾战死、林翼病逝，鲍超调归曾国藩指挥，“鄂军”才解体。

老湘营的生命力强于曾军，鄂军的战斗力强于曾军，二军与曾国藩的关系亦非密近，但是，一般看法仍认为三者从始至终都属于湘军系统，而他们的领袖都是曾国藩；如此，并不符合事实。

以上所说，是湘军派系的大致情况，再介绍一些细节的差异。曾、胡、左所率部队都被称为湘军，但是，领导人不一样，营制不划一，战略、战术也各具风格。老湘营有自己的营制，迪军（李续宾）有自己的营制，霆军（鲍超）也有自己的营制，曾军实施的又是另外一套营制，而胡林翼在湖北为当地军队也订了一套制度。营制的差别，首先体现在人数，譬如，一营多少人，就不一致，有订五百人的（曾军），有订三百六十人的（老湘营），有七百多人的（迪军），也有千人左右的（霆军）。其次，体现在战法，有以奔袭为能的（老湘营），有以扎硬寨打死战为根本的（曾军），也有看上去自由放任而实则形散神不散的（霆军）。第三，在将士薪资上也有肥瘠之别，一般来说，林翼饷军，银钱最舍得（此与其治饷最有成效有关），国藩领兵，常有饷匮之叹，宗棠出师，则优于计划长远，收支平衡。最后，则体现在将士风貌，王闿运尝说，曾军“凛凛如秋”，胡军“煦煦如春”，是最有代表性的写照。可见，在制度、风貌、经济诸方面，数军不能划一。虽然在《曾国藩全集》中可以看到他定的营制文本，但在实际遵循方面，湘军各派乃至各个统领都是各行其事。

还有一条证据可以表明湘军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是各军“互不相统”。不说整个湘军系统，即在曾军，国藩虽为统帅，但是，若哪支军队未经他直接指挥过，如霆军，他也没办法指挥如意；霆军将士不管什么曾大帅的令箭，他们只认鲍将军。各位将领之间，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某人招募一营，某人常带一军，若其人战死或者病休，那么这支部队就只能遣散，而不能交由其他人指挥，否则肯定会出事，或者闹饷，或者溃变，甚至反叛，如此种种，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此与湘军招募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湘军的招募，先由什长招十名士兵，然后，哨官招十个什长，这就有了一百人；然后，营官招四个哨官，就有了四百人；此外，营官哨官各有亲兵，加起来，五百人一营就差不多了。士兵只认什长，什长只认哨官，哨官只认营官，环环相扣。有朝一日，营官战死或者退役，若换一人来做营官，哨官就不会买他的账，整营也就乱了。

营官与部属形成这种紧密的关系，不仅因为部属由营官招聘而来这么简单，实与湘军的饷制最有关系。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在漫长的太平天囯战争中能够苦苦支撑取得最终胜利，有一条很值得总结，那就是，除了军事经验的不断成长，他们的财政管理水平也优于友军及敌军，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湘军“能筹饷”。能筹饷的人方能在湘军高级指挥系统占有一席之地，胡林翼说过，我就没见过能统带一支大军却不能筹饷的人。军队一日无饷就一日动不了，没有钱买吃的，士兵就挨饿，动不了；没有钱补充军火，就不能作战，也动不了；没有钱支付运输费用，军力调动也是空谈。动一下，就是钱，而打仗最不能在乎的就是钱，这都是常识。因此，筹饷一事，对于湘军高级指挥官来说，或比懂不懂兵法、会不会指挥更形重要。

以此，又能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解释何谓“书生领兵”。一般说法，都称赞曾、胡是“书生领兵”——二人皆出身翰林，创建湘军前未有丝毫军事经验。然而，为什么书生能带好兵呢？不是因为他们文章写得好，或者品德高尚有古君子之风，能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遂令十数万农夫乐于受其驱遣，放下锄头，抓起枪杆，出生忘死，保家卫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他们是读书人，是学而优则仕且仕途很不错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只有他们这样身处官僚系统的人才有机会去接触去使用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以及政治资源。他们能够整合这些资源，对于筹饷自然有莫大的帮助。而能筹到饷，甚至能源源不断筹到饷，那么，这样的人去统领一支军队，就再也合适不过了。这就是书生领兵的本质所在。

胡林翼、曾国藩与左宗棠，他们都具有卓越的财政能力。胡在湖北，曾在安庆，左在兰州，庞大的军费从哪里出来，又如何精心分配下去？这是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面对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问题。语云，统帅要能“运筹帷幄之中”，在帐房里运筹啥呢？我看主要就是敲算盘。运筹具体的战役，那确实需要人才，而且是真正的将才，但这不是需要主帅去运筹，或者说，不需要主帅天天去运筹——当然，三位统帅能够识拔将才，指挥具体战役的工作自然能够歇肩。统帅时刻操心的问题，是柴米油盐，是钱的问题：钱从哪来，来了之后怎么花？预算没做好，或者遇到突发事件，产生巨额赤字，能不能补上缺口？几支部队挤在一块都要用钱，先给谁，后给谁，怎么决断？十万火急之时，找谁去挖一笔巨额现金？计无从出，是不是胆敢冒险向同僚甚至向皇帝打几句诳语，先把钱弄到手再说后事？因为银钱上的争执，值不值得跟老朋友翻脸，吵架一直吵到北京，当着皇帝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浑然不顾国之大臣应有的休休有容？这一切，就是统帅每天所运筹的事情。胡、曾、左之所以成为湘军统帅，决不仅仅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超强的能力——不论文章技巧还是个人修养，不论战略高手还是天才战将，这样的人在湘军中决不少——但说到筹饷能力，微斯三人，吾熟与归。他们成为湘军大佬，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卓越的筹饷能力。

再说何谓传奇。传，就是转述。奇字，与常字相对而言，不平常的事情就是奇，不是说非要怪力乱神才是奇。湘军生活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跟现在都不一样，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说是奇事。转述湘军的奇事，即是湘军传奇。

“少林”这个名字，好像不适合用于棋社，作武馆的招牌更贴切。不过此“少林”不是少林寺的“少林”，而是刘少林的“少林”。刘少林是棋社老板。据说是石油公司一个经理级别的干部，喜欢围棋，热心公益，于是租房子，刷墙壁，购办桌椅板凳棋子棋具，为广大棋友提供了一个以棋会友的“休闲驿站”（墙上有个白底黑字的宣传标语就这么写的）。刘少林自己要上班，便请织布厂退休工人吴则孝打理棋社的日常事务，规定无需上缴，多赚少补。回想起来，孝哥是我此生遇见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过细一想，迄今为止，我还没见过比孝哥更职业的经理人。孝哥没有想过把棋社据为己有，孝哥泡的沱茶都是十块钱五砣的正宗云南甲级，孝哥做的盒饭菜式多样每日更新决不使用垃圾油，孝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日复一日从不懈怠，孝哥最开始赢过我十块钱后来我水平见涨一夜之间连砍他十盘连本代利赚了九十大元。

少林棋社的基本消费是这样的：上午茶二元，下午三元，晚上三元，零点以后五元。白沙烟五元。白沙啤酒三元。盒饭五元。康师傅三块五。冰镇娃哈哈矿泉水二元。我一般是下午一点去，凌晨走，其间消耗香烟两盒，盒饭一个（夏季则加啤酒两瓶），消费额保持在二十一块。每天出门，我会带上四十一块钱，如果净负四盘，就不名一文，身无鸟啄。所以，每天都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一点麻痹大意都来不得。

棋社下棋，都要带彩，卫生棋属于穷极无聊或者无聊极穷的人才干的营生。彩金一般是五块，我们称之为下一杯茶；如果是十块，那就是下十斤酒，如果二十，那就是二十斤酒，以上依次类推。基本上，五十一百的彩棋不会在楼下店堂进行，而要移师到二楼包间。所谓包间，不过是个小阁楼，刚好容下一张棋桌，四五张椅子。冬冷夏热不说，楼下就是厨房，辣椒炒肉下锅，能把人呛个半死，唯一的好处就是清静无打扰。即便如此，包间也不是什么人都去得的，而且收费略高，白天五块，晚上十元；除了对局者，就只有对局者邀请的相关人士才能入座。平常下棋，双方彩金都压在棋盘下，谁赢谁揭盘子，术语叫揭盖，隐约有骂对方是王八的意思。当然，比较熟悉的对局者之间，就省略了这套繁文缛节，输了从口袋里排出几十大毛就是，不过弊端也由此产生，万一输了，对方面作猪肝之色，口中念念有词，仔细听过，乃是先欠一盘的意思，你也只有自认倒霉，骂句脏话了事。赌格更次者，则会面对了无生机的棋局，双目呆滞，不发一言，不落一子，直到你不耐烦了，说：到底何式搞？他才会细如蚊声地回一句：先欠一盘吧。至于最为下贱的举动，就要算屎隐尿遁了。借口拉撒，一去再无消息，少则三五天，多至十余日，才得再次谋面，知耻者还能奉上旧欠，无德者则推托诈忘。对付的办法，多半看你在棋社的资历，或者性情温暴而定，并无定式可言。

当然，大多数的群众还是愿赌服输，害群之马在哪里都是少数。间常也会有发生口角乃至老拳相向的时候，虽然起因在棋上，我们老人却都明白，本质还在于积怨。人再穷，也不会为五块钱劳损筋骨，轻易杜绝日后相见的余地。所以，棋艺固然重要，作人才是关键。人做得好，就不会随便被吃（读如掐，入声）住，一旦有事发生，声援助拳的一拥而上，场面总是大优。由此想来，从一个四班学生开始，一直混得如鱼得水，就和我不拘小利善于做人大有干系。先解释何谓四班。四班，全称是授四子班，棋社都有最高手，相当于早期网络围棋网站给会员定级别的管理员“锚”，让我四子，十盘里面他赢六盘，就表示我为合格的四子班。同理可证，和我分先，双方胜负相当的，就引为同学。我去少林棋社下的第一盘棋，就是和当时的最高手——跳码子对局。不过，刚去的时候，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明白，我们下的是分先。

跳码子，姓张，名泉。至于为什么叫跳码子，就不得不解释一下长沙方言里面的隐语瘦辞。姓氏、数字，在长沙话里，大多有与之对应的别称；例如，姓唐，被称为蜜河里，这是谐音糖的原因，“河里”类似语助，相当于儿化音。姓朱，称为蠢河里，朱谐猪也。数字一到十，则称为么、浪、参、沙、毋、闹、叉、敲、弯、少，这是清末金融业的行话。此外还有更高明的隐语，例如数字五，可以称为抓老倌，因为以手指计数，五指合拢，正是个抓的形状。其实，这些习惯都是传统贸易活动促成的；市场里稠人广众，双方讨价还价，或者交换信息，必定不想消息泄漏，贻误商机，于是发明了这套密码式语言；据我所知，长沙以外，很多地方都有这套语言识别系统，甚至有全靠手语的。张姓为什么称为跳码子呢？这个就不靠谐音了，而靠偏旁形状，瞪大眼睛仔细看：弓，是不是很像人跳起来的姿态？这个解释，是跳码子告诉我的，我看了半天，倒觉得像是一只青蛙跳起来后腿悬在半空的形态，不过，没说出来。

那一天，跳码子坐在棋社最外面那张桌子，看体坛周报。我路过少林棋社，不由得就被店堂里噼里啪啦拍棋子的声音给引了过去，站在他身边，看他身后那局棋。大概是挡住了光线，他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一会，说：朋友，来一盘啵？自高中以后，我就没下过棋，原来那点底子本也有限，不过因为那一阵子什么事情都不太顺利，每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正愁没个消遣的东西，碰巧就发现了这个棋社，还立即就有人邀请对局，于是想也没想，点点头，坐到他对面。第一次在社会上（家庭、学校以外的世界，统称社会）下棋，我也不懂太多规矩，不会谈待遇，再加上没在这里下过，谈待遇也没参照，所以他问我何式下，我就答了句随便，他说那就分先吧，下十斤酒（高手彩金下限是十元，他这个级别的下一杯茶是比较丢人的）。我点点头。他抓起一把子，问单双，我拈出一颗黑子。还好，单，拿了黑棋。

天可怜的！直到现在，我和跳码子级别的人也下不了分先啊。那天就分先了，不但分先了，还连着来了五盘。不过，在他，是天上落钱地上捡，在我，则是如见故友大过棋瘾，各取所需，两得其便。围棋术语所谓两分是也。虽然每盘都被杀得尸横遍野，算是快乐黄昏的不和谐音，但总算开始了一年多忘忧生活的序曲，小小的不快，随即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当时薄有积蓄，输掉五十块钱，还不至于后来那么心惊肉跳，所以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输了棋和钱，反倒是白棋小飞挂星之后的拆四，对于第一次见到迷你中国流的我来说，是一个震撼。直到现在，我都喜欢这样的拆四，甚至不一定有什么局势配置，仅仅因为这次的印象，手中的棋子就自觉不自觉地放到了边线星的斜下格。

第五盘中局完败，掏出十块钱，递过去。跳码子把钱推回来，说算了吧。我说这怎么行，愿赌服输。他说，分先我占了点面子，要不让你三个再接着下？看看表，晚饭时间，已经约了人。站起来，留下钱，说下次再学习吧。从那以后，只要没有重要事情，每天都准时到棋社报到。我不在少林棋社，我就在去少林棋社的路上。

少林棋社在北正街上。北正街，原名北门正街，是长沙古城北门出城的正道，以前的时务学堂，郭嵩焘别墅，王闿运湘绮楼，以及陈寅恪出生地——最开始为唐朝“破天荒”进士刘蜕的蜕园，后来成为朱明后裔、湘军将领周达武的私宅——现在的周南中学；等等名胜，就坐落于北正街的左右附近。只是现在看来，满街的小吃店，杂货店，电玩店，拥挤狭窄，破旧肮脏，怎么也显不出古街风貌。我从北边过来，有时步行，有时坐一辆人力三轮，大约十分钟光景，就到了棋社。

棋社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各种阶级，各种成分，荟萃一堂，但是人以棋分，按级分班，还是容易理清头绪。一般来说，越有钱的人棋力越差。例如，肥剁鸡是民营资本代表，六子班。桂老爷是高级公务员，九子班。康师傅，温州小资产阶级，七子班。沈老怪，大学教授，五子班。他们负多胜少，人人得而诛之，但是棋痴不改，每每从容就义，无怨无悔的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伟大事业。他们是高棋的衣食父母，是一个棋社得以生意兴隆的票房保证。他们有一个光荣的称号，与孔子同尊，那就是：夫子。跟他们下棋，就是：杀夫子。每个夫子，都会有固定的几个人进行接待，从授二子开始，直到个人的极限，七八九子不等，需要安排四五个杀手分而治之。这些固定组合，都维持着数年以上的交往历史，之间的金钱往来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据知情者介绍，桂老爷投资围棋事业就超过五十万。只是我去的时候，已经见不到他一夜间输掉数万的豪举，反倒看见两次押下大哥大回家取钱赎机的尴尬场面。夫子喜欢找实力相当的人下棋，但是有两个原因阻碍这种事情的发生；首先是棋社里他们那种棋力的人比较少见，偶尔有的话，也是不数月间成绩暴涨，脱离低级班，升入高级部，由分先渐至让先、先五乃至二子三子。其次，则是棋力相当，财力不符。成千上万输掉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兴趣下五块十块一盘的情趣围棋，往往要求下按子计费的大胜负。按子计费，首先有个底子钱，通常在二百以上；棋局结束，贴目还子完毕的差额部分，最低十块钱一粒，最高可到五十。我亲眼见过的一盘，结算价格超过二千五。所以，和夫子们旗鼓相当的低级别选手，不能也不敢和夫子们分先对弈，毕竟，下那种彩棋的精神压力太大。此外，夫子们乐此不疲的和固定对手下棋，努力输钱，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因素，那就是赌徒翻本心理。前前后后输给同一个对手那么多钱，隔三差五能扳回来一盘，就算和所输相较，不啻杯水车薪，夫子们也会高兴万分，洋洋得意，好像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希望。实际上，少得可怜的胜局，十有八九是对手卖个破绽，放线钓鱼的手段。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常输偶胜的轮回，在精神上支持着夫子们勇往直前的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多年媳妇熬成婆，由夫而不夫乃至于杀夫的传奇人物，夫子界也不是没有，九豆腐就是一盏指路的明灯。

九豆腐姓黄，外号的来历是这样的，五年前他开始下围棋，一到棋社，逢人皆可授九子而胜之，性又好赌，百折不回。长沙方言以豆腐一词形容性格软弱，能力低下，于是常被让九子还输个精光的老黄就得了个九豆腐的外号。前三年，九豆腐每战尽墨，不单家产输光，老婆也改嫁走人，乃得一无牵挂，专心学棋。他厚着脸皮上少年围棋班，把《围棋定式大全》翻得稀烂，电视讲棋从不错过，遇到高手就摆个变化图出来请教，呕心沥血，卧薪尝胆，终于在近一年来，棋力暴长；九豆腐本身也是个人精，在彩棋对局心理方面，结合自身经验，揣摩他人意图，终于掌握了一套如何引诱、战胜、培养、维系夫子的独门心法，最终实现收支平衡，开始盈利。以前让他九个的，很多倒过来被让二三个还奈何不了他，更多的是培养了被他让七八个的夫子。更有甚者，九豆腐还跑到深圳几家棋社，接待各地南下夫子，成了小有名气的彩棋高手。夫子们虽然都以九豆腐为榜样，但是天资稍逊，秉性有差，能够步武其人者，少之又少。不过总算有了个榜样，脱离苦海的希望还是存在，前途并不是一片黑暗，夫子们的热情壮志终于不会磨灭，棋社事业也就保持着可持续性发展的可喜态势。

夫子和杀手们构成彩棋金字塔的顶端，而三、四子班实为棋社的中坚，他们人数众多，出勤率高。大部分有个可有可无的工作，一个月随便对付，发个三四百块工资，勤快的弄点私活，改善生活，懒散的只求温饱，不愁饿死。钱不多，避免成为夫子，棋不够，难以成为杀手，不尴不尬，自得其乐，就是这个团体的真实写照。我就是其中的一员。第一天跟跳码子下完棋，回家就找出棋书，回忆白天局部变化的吃亏之处，研究了几个定式，找到正确的走法，顺便多看了几条手筋、骗着之类的内容，留待明天去坑害他人。第二日过去，跳码子已经在那里了。他没和别人下棋，又在看报纸。我没有什么钱，但是衣着鲜丽，看上去好像有点钱，而且十块钱一盘的棋连输数盘，认输付账之余，也无废话，跳码子就判断其为有培养前途的夫子。实际上我的棋艺不高，对赌博还是略有研究，其间的心理揣摩，常能逆料得十之八九不失其真。只是初来乍到，显得太过精明，恐招人恨，所以不作计较而已。昨天的棋，全盘除了压抑，就没有别的感觉，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他说再下就让三个，我只觉得四个五个怕也不是对手。见到我，他把报纸往边上一扔，说来了，玩一盘？

不太熟的情况下，上手主动找下手下棋，算是一个忌讳。因为下手就像惊弓之鸟，由于实力不济，自信不够，总是充满狐疑，不到有几分把握，绝不会主动挑战，而对于上手的邀请，就只觉得那笑面温词的背后，无不是带血的屠刀，布刺的陷阱。比较适当的作法，应该是上手在赢过棋以后，不急不躁，等待下手在复仇心理以及温习功课之后再度注满的自信双重作用下，而自行束脩，才平静的接受挑战，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果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把下手吓唬住了，以致不敢应战，估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榨不出油水，白白损失一笔十拿九稳的收入。出现这种错误，无非两种情况；要不就是刚从低级班毕业的上手，徒有一身好武艺，而战略方面的修养还十分幼稚，再不就是经济吃紧，扰乱一贯的诱敌之计，而出此下策，希冀侥幸。跳码子当时的情况，就属于后者。可是，虽然明白这一切，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却只是继续过瘾，并不吝惜几十块钱的损失，于是，稍稍故作迟疑，说你太厉害了，怎么下我都是死，哈哈。

不出所料，四个也挡不住，两个多小时，又输了四盘。付完对局费，跳码子道声再见，离了棋社。端起茶，我便去看别桌的棋。下棋的是北京鳖和小胖子。北京鳖自称姓马，名雷，说北方话。现在回忆起来，那不是北京话，所以称之为北京鳖好像名不副实。鳖虽然指称某种器官，但是在长沙话里作为姓名以后的语缀，并不算骂人，百姓群众都习惯了而已。特别是某些人的姓名加起来只有两个字，补足一个鳖字，发音、听觉效果都比单称姓名方便得多。所以那天在长沙你发现自己的名字多了个鳖，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当作侮辱，那只是入乡随俗而已。就像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丫头养的，可是北京人哥们朋友之间照样丫来丫去，谈笑自若。北京鳖已经来了两个月，吃住都在棋社，定期从邮局领点汇款，剩下的就靠彩棋帮衬。他不算很厉害，跟我这种档次的下，顶多也就三子，但是经营甚巧，下棋以外，还帮着复复盘，教几个花招什么的，所以有几个固定的人跟他下，每天挣个几百大毛。他不是那种围棋杀手，流浪四方，靠棋吃饭。我猜测是个流窜犯。有传言说是在家乡打伤或者打死了人，来长沙避难的。看他天天呆在棋社，也不像有本地亲戚的样子。有时候孝哥让他睡棋社，有时候就到别的棋友家猫一夜。带他往家里睡的，虽都称名作弟子，我看最终棋也没长多少。围棋这东西还是得靠自己琢磨，盘上花样太多，随机应变是硬道理，别人帮不了多大的忙。

北京鳖形势甚好，一边下一边唱歌。棋社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歌。有的翻来覆去就那么一首，例如北京鳖就会个太阳照在金山上，从头到尾，唱个不停，绝对是干扰对手的盘外招。有的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例如跳码子爱唱京戏，开局一般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到了对攻杀气的时候，就会唱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到了官子阶段，局面优胜，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调子就响起来。对局双方，谁在唱歌，就表示谁的形势比较好。旁人觉得最可笑的是眼见对方一着意外妙手，棋盘上沧海桑田，己方形势大坏，歌声戛然而止，而片刻之后，对手嘹亮的歌声唱将起来，充满洋洋得意的调侃。棋社不比中国棋院对局室，不禁吞云吐雾，不禁唱歌说话，不禁大声拍棋子，于是各种有助于比赛成绩的套路纷呈叠出，防不胜防。传说主席当年，为练静心专一，坐南门口市场读书，终于得收奇效；在棋社嘈杂的环境下还能浑然忘物，一心想棋，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山上唱到最后，小胖子输了。北京鳖揭开棋盘，取了彩金，问小胖子是否继续。小胖子说不行了，有事得走。他见我在看棋，笑眯眯的问，我们下怎么样？我推说下不过，他说让二个，我看看没别的人可下，也就坐下了。下多大？小赌怡情，二十斤酒吧？刚才他和小胖子下注是一杯茶钱，这下突然抬高消费水平，我感觉就不太好，明摆着想捡钱呢，于是来个狠的，说，那就让三个。三个？三个太多了，他还是笑眯眯的。我说，要不就算了。其实，让三个他还多占了几分赢面，故作一会儿迟疑，他也就答应了。不过，我的狠招可还没完，我说：我想认真走一盘，干脆，让三个，下一百。他没料到有这么一招，顿住了。表面上看，待遇不变，二十块钱和一百块钱没区别，实际上，区别太大了。当时的情况，于他，一百块钱是三、四天的生活费，输了就要降低生活质量；于我，也就一天的闲钱而已，输了不致出现经济危机，由此引发对局心理的变化就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专杀夫子的上手，早就过了这道心里关卡，不管几十几百甚至几千上万，都能专注于棋盘，不会像心理素质低劣的下手一门心思就算计着这块棋死了，得掏多少多少钱，那块棋活了，又赚到多少多少钱。只要在棋盘上，棋子就得按目计算，跟钱没关系；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人交了大笔学费才能明白，更多的人则是交足了学费，还是不明白。道理都是相通的，业余棋界如此，专业领域也一样。专业棋手下各种比赛，如果总是想着这一手保守一点，冠军可以拿的稳妥一点，那一手退让一些，奖金也不会少一个子儿，基本上都要输掉。平常心，在哪里都重要。我不一定有很好的平常心，但是我能安排出一个表面条件平等的情况下我更容易获得平常心的局面，这就是一百块钱彩金的妙处。

他看过我和跳码子下棋，单从棋力上说，让我三个不是多难的事，令他踌躇的，就是万一输掉一百块钱这个后果。看他还在犹豫，边上听到一百斤酒围过来看棋的都起哄了，怕什么啊，待遇合适，下。一百块钱一盘，也算棋社日常对局里面的重头戏，大家都想看热闹，于是推着他上。对实力的自信和旁观者的起哄双重作用下，他拿出一张皱巴巴的钱，塞到棋盘下。

转眼间，由被动而主动，我占据了有利位置。至于下棋，我就平平稳稳，堂堂正正，什么熟悉下什么。他呢，频频长考，总是拣最凶的下法，一副速战速决的姿态。让子棋有个讲究，所谓两子凭境界，三子靠力量；他稍稍用强，未尝不可，但是这盘棋白子接二连三出现过分的着法，不知不觉间全盘薄弱，危机四伏。我则步步为营，凭着让子的优势，尽量让棋走厚，小地方吃亏全不计较。只要死活不出问题，白棋那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散兵游勇，到了官子阶段都要自然枯死，不劳我费心捕杀。这是基本棋理，他不会不明白，但是一百块钱给他造成的压力，导致他逆其道而行之。赢了这一百，可以改善伙食，多喝几个二锅头；输了这一百，就得节约开支，多下几盘彩棋，拆东补西；跳码子能拿下，我当然也能拿下；但是他抬高彩金，是不是扮猪吃老虎？……等等小差，在他脑中开来开去。他毕竟不是专杀夫子的老枪，杂念一多，出手就变形，棋也就不像棋了。

如我所料，稀里糊涂，他就输掉这局。揭开盖子拿起那张皱巴巴的票子，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他坐在那，一个劲的抹着脑袋，疑惑不解的望着我。我笑一笑，问，继续？他没有继续，只说，让不动，让不动。我也不多说，端起茶，坐到另外一桌，看棋去了。

虽然赢了钱，我还是不太满意。因为，隐隐约约，觉得坏了规矩。棋社里出没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就是跳码子那样，靠围棋这门手艺，在棋社“上班”，赚得日常生活费用。一种就是我这样，围棋是业余爱好，喜欢棋社这种环境，有人陪着下棋，输掉的钱只当作茶费饭钱以外的对局费。两种人各取所需，组成了棋社存在的坚实基础。至于和我想法相同的人之间互有胜负，资金往来，那是另外一桩事。对于跳码子们来说，棋社就是单位，彩金就是工资，衣食父母就是这些围棋发烧友。此前生命的大部分都投入在围棋上，并未发展别的一技之长，现在正是通过围棋获得回报的时候。有多少人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提供多少种谋生之法；根据这种宏观经济学理论，他们赢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我们这类人，都通过围棋以外的方式获得收入，维系生活。围棋对于我们，只是业余爱好，只是一种消费（如果下彩棋），消费的结果就需要买单，每次彩棋的失利，并不是我们赌运不佳，而只是正常交易的另外一种交割形式。至于表面上激动人心的赌博场面，那只是彩棋作为娱乐活动的表现形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赌博；这和纯粹基于运气的扑克麻将以及其他赌博有很多本质区别。正是因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我对于赢得北京鳖的一百块钱才耿耿于怀。钱是小事，坏了规矩才是大事。当然，身在局中的夫子与杀手们未必具有这么高深的理论认识，北京鳖也可能懵然无觉，所以我又稍稍释然。

就这样，在棋社过了两个月。请他吃过几次饭后，跳码子和我成了朋友，我们不再下棋，偶尔他会看我和别人下，事后复盘讲解，指出进步和不足。他也和我聊棋界的事情，很多故事极为精彩。

桂老爷的故事就可以排名前列。桂老爷在邮政上班，据说是基建科的头目。基建就是要大兴土木，大兴土木就是要大把花钱，大把花钱就要有人发财致富，于是，桂老爷就发了点财。桂老爷律己极严，完全没有类似职位一些官员的陋习，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还不搞画胡子。画胡子的本意是虚假；造词原则是会意。画出来的胡子，当然不会是真的。后来，演变成小蜜、二奶的意思。桂老爷唯一的爱好，就是下围棋。不好意思的是，下了十几年棋，桂老爷还是保持本色，一点也不进步。当然，不进步也好，省得总是改待遇。除了彩棋以外，桂老爷偶尔也和棋力相当者玩玩一二十斤酒的小场合，据说那是为了找找棋子放在星位以外别的地方的感觉；每盘棋都把所有星位占住，确实乏味。九豆腐跟他年纪相当，出来玩棋的时候棋力也比较接近，可是现在也让他先摆九个，是桂老爷最觉郁闷之事。所以，挑战九豆腐就成为他的使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像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桂老爷的使命感未曾少挫。只要这两人碰到，就会粘在一起，不到一方断腿，棋局就不会结束。断腿，就是输个精光，经常断腿的当然是桂老爷。除了身体不好，经常断腿，桂老爷和豆腐也结下了缘分。此豆腐不是九豆腐，而是七豆腐。七豆腐是从被让七个进化到让人七个的传奇人物，只是翻身解放不如九豆腐来的更加彻底。桂老爷也输了不少钱给七豆腐，但是不知为何，他对七豆腐就没有怨气，还经常请客吃饭，谈笑甚欢。七豆腐则全无心肝，饭照吃，钱照赢。俗语云卤水酱豆腐，这么看来，在桂老爷面前，七豆腐倒还不是豆腐，而是卤水了。一次，桂老爷穷极思变，想搞点花样整整九豆腐，于是找到七豆腐，要求合作一把，蒙九豆腐一次。七豆腐满口答应。桂老爷的计划是这样的：当他和九豆腐下棋的时候，七豆腐在边上支招。有句话叫：八九不当人。让九个子的棋，很多时候上手就是连蒙带骗，死棋吃活棋，特别是对攻杀气的时候，下手能够少紧几口自己的气，留心作个眼位什么的，一盘棋就能拿下。不当人，不拿下手当人也。桂老爷的意思，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七豆腐在边上提个醒儿。大家都不傻，提醒不能明着来，桂老爷倒也聪明，说出了个好办法。那就是他们下棋的时候，七豆腐边上坐着，装作看棋，手里则拿着个棋子，拍来拍去，一到关键时刻，就选择自己面前棋盘上一个特殊的交叉点，重复拍下。而这个位置，正好是桂老爷这边该下子的地方。安全起见，还搞了个中心对称，免得一眼被看穿。为了表示支持，七豆腐还要求在彩金内买二百元的码，桂老爷说不用不用，赢了照样分你一半，输了不怪你。七豆腐执意不肯。于是揣着七豆腐的分子钱与满胸的成竹，桂老爷去找来了九豆腐。本来按老规矩，这种大注的彩棋，都去楼上下，桂老爷借口楼上太热，不上去。都是老对手，九豆腐也没疑心，坐下就开练。七豆腐按计划坐边上，拿个棋子拍拍作响，一边看棋。自然而然，到了杀气的时刻，桂老爷余光瞟去，七豆腐在不停的拍一个交叉点，于是装模作样，长考良久，才在对称位置上落子。连续五步棋，桂老爷都依法操作。孰料到，孰料到，最终对杀，桂老爷还是英雄气短，一条大龙死个干干净净。

讲到这里，要插句嘴。这个舞弊之法，专利权并不属于桂老爷，而是不知何方神圣牛年马月所创的阴招。一经流布，彩棋界屡有采用者。桂老爷其实是在很早以前听九豆腐和七豆腐谈论这一招才多了个心眼记下的，时间一长，忘了出处，反倒要班门弄斧了。更要命的是九、七两人，同属由弱变强之典范人物，相处一久，还真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再加上现在都是高手，由夫而杀夫，阶级认同感已经跟桂老爷的夫子身份大相径庭，所以密谋以后，七豆腐就对九豆腐和盘托出，并决定将计就计，好好修理桂老爷。如果让九子，七豆腐随便动两个手指头，就能把九豆腐给收拾了，这是肯定的。特别到了对杀的时候，七豆腐提个醒，必定立竿见影，生死速决。但是有了前面的阴谋与反阴谋，七豆腐指点的，就成了误导，桂老爷大龙含恨而死，也就不奇怪了。那天下的是五百的底子，五十块钱一粒子，一盘棋桂老爷就输了四千多，他身上就带了三千，付账以后，还欠一千多。当时桂老爷满心愤懑，可是不好发作，据说事后找了七豆腐，反被大骂一通，说明明指示的是这里，你这个豆豉眼看成了那里，活该。棋社不是足球场，没有可以重放的摄像机，桂老爷无法对质，只有咬咬牙，一口怨气，硬生生咽了下去。那边厢七豆腐既分得了一半彩金，还维护了阶级情感，两全其美，不提也罢。日久天长，这段秘史也就逐渐公之天下，并被当作出千者诫了。桂老爷也有所耳闻，只是这种事情都是谋于密室，死无对证，除了一个人发闷气，实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最好的办法是渐渐淡忘，省得经常刺激自己。桂老爷就这么作的，碰上七豆腐，缄口不提此事，只是请客吃饭的次数比以前就少多了。

作贼也好，作强盗也好，不单有有道无道之分，还有巧贼钝贼之别。桂老爷这种行为当然是钝贼所为，通人不齿，烟蒂掰掰就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这些盘外招的手筋级别方面高出桂老爷甚多。烟蒂掰掰何许人？严建国是也。烟蒂者，严老弟而严弟而烟蒂，谐音也。掰掰者，拜小儿麻痹症所赐，腿脚不太灵便，颇作摇摆之态，长沙话“摆摆”读平声，遂成“掰掰”；象形也。严建国自称长沙弹簧厂下岗工人；下棋的时候，手粘棋子，满盘游走，将将要放下，听得围观者叹息一声，好似不妥，执棋之手则如弹簧受力，激升而起，继续逡巡。他又吹牛练过花样溜冰，则是手指摁着棋子，在几个关键选点之间来往不止，或者我意已决，或者奥援示意，才买定离手，落子无悔。上述手艺步法以外，严建国还精通鸟儿问答，关键时刻，自言自语：走这里好像不错？断那里怕莫有风险？点进去会不会死？同时观察对手表情，聆听旁观反应。这些套路，虽然不为中国围棋规则所允许，但在棋社这种娱乐场所，只要不是重大彩局，对手也不好发作。话说回来，这些伎俩也只是严建国用来调笑而已，真正厉害的，是走私和夹带。所谓走私，不过是对手上个厕所，他这边根据美学原则把盘上棋子稍作调整，重新排列，大图案不变，小局部有异。一般用于双方鏖战通宵，神疲力竭，头晕眼花的时候。而挪动的棋子，也会选择当时焦点以外的地方，不会过分到明明五气杀四气，一尿之后，成了有眼杀无眼。对手重新落座，审视新局面，往往浑身别扭，却偏偏说不出难受在何处。所谓夹带，则属于四指并用之高明魔术，一着落下，盘面上凭空多出两颗棋子。食指中指在明，拇指小指在暗，一前一后，同声而落。操作关键在于与先前介绍过的弹簧功、溜冰舞相配合，乘对手早被晃得眼花缭乱，不遑点检，而能收暗渡陈仓之功。凡与严建国久战之人，全被训练出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至于对局的认真，复盘的子细，更是超出一般水平甚多。我就是其中之一，到现在都感谢他让我具备了棋盘上明察秋毫的能力。最有趣的不是和严建国下棋，而是看严建国下棋，棋的内容姑且不论，单单他那云山雾罩的扯乱谈和捻花摘叶的无影手，就值回票价良多。负责任的说，棋社大部分的术语，发明权都属于严建国。例如，提子开花，叫花仙子；虎口防断，叫小虎队；布局高妙，不拘小节，叫境（界）围（棋）；棋形严谨，不出俗手，叫专（业）围（棋）；最搞笑的，水平高的玩家在他那里被称为高水，低的则是低水，而夫子就变成了油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过，以读日记作为知人论世的手段，不无风险。一般来说，日记分两种，一是写给自己看，一是写给大家看；吾国近代以来的名人日记，如《曾文正公日记》，如《胡适的日记》，大率可列入後一种。这类日记不仅于身後公开印行，即在撰写过程中的“未定稿”，也不时请师友亲戚来审订甚而批阅。然而，并不能轻易评判为大家而写的日记就不真实，就是作伪。这类日记“作法”，其实是吾国传统，由来有自。大略自宋代道学兴起，士大夫讲究“慎独”，重视“日课”，在外之言动，在内之念想，莫不追求合乎礼、当于义。做得好，写进日记，是“君子之德风”，能令读者见贤思齐，有益世道人心不尟；做得不好，甚而做了缺德事，也写进日记，既能鼓舞自己的迁过之勇，也令读者引为殷鉴。因此，大部分吾国近代士大夫的日记，其实是平生修养进德的纪录，虽属私生活书写的范畴，却又“事无不可对人言”，当时可供朋辈取阅传观，身後公开亦不惧悠悠之口，坦荡得很。由此而言，写了日记，请大家来看，利己利人，是一桩好事，毋庸受到责难；再者，所记既为实录，则无真伪之辨，不妨当作信史。

但是，研究史学，对此却未敢轻信。名利之中人，深入骨髓，微到豪颠，读者稍有不察，便被圣贤豪杰骗了，这也是寻常境况。杨天石考察蒋介石日记，提出三点证据，认为蒋氏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一，身前从未公布，无自我美化之嫌；二，无所顾忌骂人之语，并未删节；三，许多阴私，甚如自慰、嫖妓之事，亦载诸笔。但是，“主要为自用”的日记，是否就能鉴照出真实的“本相”呢？黄仁宇不谓然，他说，蒋氏日记“不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日记”，而是“在写日记时即存心以笔下之文字作为修养和施政的工具”，“不仅是直觉上的个人观感，而强迫的带上了一段‘应当如此’的想法”；并以民国三十三年介石、经国父子交换批阅日记时蒋氏自道之语为证：“此最有益于伦理与修养也”；黄仁宇认为，“即此一点，对未曾受过中国儒教和其实践主义的影响之读者讲，已是‘不真’”。杨天石也发现蒋氏日记不乏“讳莫如深”的地方，如“四一二政变”，如软禁胡汉民，如遣宋美龄至香港指导对日谈判，此皆关系时局的大事，蒋氏日记却或付阙如，或避重就轻，以此可证蒋氏日记“有选择性”（遗忘甚至误导），虽“有相当的真实性”，却非“句句真实，事事真实”。

未拟公开的日记，竟也不能存真，虽不同于作伪，究属不餍人望。所谓说的都是真话，但不是全部真话；诛心而论，这些真话，与假话无别。那么，即有全部蒋氏日记，欲借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仍嫌不够。正是看到这一点，叙述刺杀陶成章，必须对勘同时诸人的回忆录；叙述蒋介石苏联之行，必须征引中、俄所藏联共（布）早期档案等史料；叙述中山舰事件，必须参考同事诸人传记、函札乃至“口述”等史料；否则，不能重构历史现场，遑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当然，日记也能填补史事“空白”。如毛泽东赴重庆和谈，蒋介石不能与之就重大事项达成协议，辗转反侧，恼羞成怒，幾乎要将“害国殃民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扣留“审治”，最终，苦于不敢违背苏、美二国对毛泽东人身安全的承诺，“郑重考虑”，自觉不能“孟浪”，只得放虎归山，“惟有天命之是从”。其间蒋介石心事之曲折、情绪之变乱，若非日记历历如绘，吾人决不可能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又如风传民国三十一年十月蒋宋美龄女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Wendell L. Willkie）有过一段“风流韵事”，蒋介石亲率卫队前往捉奸；其事固为捕风捉影，然若非当时日记俱在，满纸皆是儿女情长的体己话（如11月19日：“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足证其时蒋、宋感情稳定，绝无情变的蛛丝马迹，则欲破此谣，还真有些难度。

或曰，历史像一面斑驳的铜镜，那么，业经证实为坚确的史料，恰似擦镜布与除锈剂，而辛勤细心的学者则如工人，欲从镜中获得清晰的图像，不能不时刻拂拭，谨防锈蚀。杨天石先生治民国史有年，适逢蒋介石日记手稿公布，赴美研究，已逾二载，旧作藉资补益，新知不断发明，传信拾遗，功在史林。作为研究者，他是有福之人，作为被研究者，蒋介石是有福之人，作为读者，吾人亦是有福之人。善莫大焉。

自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作为大清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进行了五次谈判，至4月17日，双方签订条约，为甲午战争划下句号。条约主要内容为：清廷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清廷将辽东与台湾割与日本；清廷向日本赔偿二亿两军费。

毫无疑问，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自清末以来，有一种意见，将主持谈判的李鸿章视为丧权辱国的汉奸，并非公允的判断。他与伊藤、陆奥的谈话内容，俱载《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可以看出，他身处十分尴尬的地位，仍与对方反复辩难，不愿放弃任何“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机会，作为谈判者来说，决非渎职。而与他谈判的对手，亦能体谅他的苦衷，陆奥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像古稀以上的老翁（时年七十三岁），身躯魁伟，语言爽朗，我觉得曾国藩说他的仪表谈吐足以服人这句话，诚非虚言。不过此次使命却使他完全立于不利的地位”（《蹇蹇录》）；诚然，再如何德高望重，再如何谈吐不俗，面对城下之盟，除了屈服更无别的应手。

日方开列割地赔款的清单，表面上允许清方代表商议，实则不容商议。选项只有两个：同意，则签约停战；不同意，则续行侵略。而清方“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剑桥中国晚清史》）。然而，这个“筹码”——3月24日，李鸿章被日本人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颧——的分量并不重，只是促成日方宣布停战二十一日而已，对于合约条款的修订则毫无效用。其时，李鸿章之子经方随父赴日，在其父受创后致电总理衙门，云：“中堂（谓鸿章）不幸，大清举国之大幸，此后和款必易商办”；今日看来，真是一句极具讽刺性的梦呓。

五次谈话，以最后一次的篇幅为最长，然而所谈皆是琐细。陆奥说，“（鸿章）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但是，他知道大局已定，日方提出的条件必须全盘接受，“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已”，甚至“向伊藤全权哀求，以此少许之减额（二千万两）赠作归国的旅费。此种举动，从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以前，李鸿章即已“失态”。当时，清廷有所谓“清流”言官，专与“浊流”领袖李鸿章作对；而把持户部的翁同龢则以私人恩怨，时刻为难李鸿章；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便处处掣肘。及至临战，“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敌日本一国之力，且一切皆未预备，何能出师”（《秋浦周尚书自订年谱》）？不战，是汉奸；战败求和，亦是汉奸。对此，李鸿章纵有天大本事，也只能“失态”。

当然，失态的人绝不仅一个李鸿章，失态的时代也绝不仅一个晚清。即如当时战胜的日本，日后战败，亦不免失态。作为读史者，不妨体谅昔人所以失态之故，而尽量杜绝未来失态之因。

希望能改过自新。

九月初三日，世祖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介绍达赖喇嘛改地相见的建议，说自己准备接受这条建议，“亲至边外（即代噶）迎之”。这么做，有三个原因。一是经济，“今年岁收甚歉，喇嘛从者又众（约三千人）”，若在京招待，不免花费太多，而在蒙古地方设请，不妨因陋就简，节约一点银两。其时当清代开国之初，百废待举，征战未息，遇事虑及银钱，是当然的道理；兼之历代开国之主大皆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出，保有简朴的习惯，世祖虽是少年皇帝，对此亦有体会。一是礼貌，“我既招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此亦与其时国家草创尚来不及详订礼仪细节有关，若在乾隆朝，则皇帝与各路人马相见，具有定制，不必每事一议矣。一是政治，世祖担心怠慢了达赖喇嘛，“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世祖提出三条意见，命王大臣们讨论。

会议诸人大致分作满、汉二派。满臣一致认为，从前咱们这边发出邀请，达赖喇嘛没怎么拿架子，即依约而来，那么，他有诚意，皇帝也应该表示诚意，故亲至代噶迎接为是。至于接待费用问题。相见後，若达赖喇嘛愿在蒙古地方会谈，咱们就在那儿谈，这可以节约钱；愿意入京来谈，则“令少带随从入内”，也可以节约钱。而顺了达赖喇嘛的意，喀尔喀必“亦从之来归”。如此，礼尚往来，宾主双方不单有面子，还有里子，多好。

汉臣不同意。他们说，皇帝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这没什么好商量的，故只能委托某亲王“代迎”。其次，即使达赖喇嘛愿意入京，而从者甚众，招待起来要费一大笔银子，故“不可令入内地”，只能住在边外，由朝廷赏赐一些银物，略致敬意而已。

两派意见格格不入，世祖犯了难，末了，他说：“朕当裁之”；宣布退朝。

达赖喇嘛渐行渐近，这事到底怎么办，可不能总拖。九月二十九日，决定出来了。据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奏，昨日，“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实在不是好兆头。而在人间，则南旱北涝，饥民闹事，寇盗渐多，也不是好年景。因此，此时决不是“圣躬远幸之时”。用俗话说，此奏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不论世祖闻奏心内如何想法，他的批谕是：“甚是，朕行即停止”。嗣又致书达赖喇嘛，谓“国家重务难以轻置，是以不能亲迎，特遣和硕承泽亲王及内大臣代迎”。

十一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代噶接到这封最新的圣旨。同时，自京来此的钦差告诉他，“若大队随从相伴（入京），则会延缓，而且从人恐会染病，所以要我将大部分随从留在代噶，只带三百人，轻装进京”。其後两天，他看见“前所未见的彩虹的光辉笼罩着行宫（清廷专为达赖喇嘛所建）”，“四周也可见到许多奇异的弧形长虹”，自觉“吉凶难测”。然而，事势至此，已不暇论吉凶——尽管日後当同样的天象在西藏出现时，“它给达官贵人预示了死亡的降临”——“按照皇帝旨意，我们即在二十七日启程”。

如此看来，两位领袖，虽有政教之异，年辈之差，在临见面的一刻，却同时从天象得到了或明或暗的启示。只是，除了天象，还有没有别的因缘呢？

而蒙古诸部在此时向盟友满洲“大汗”请求迎聘达赖喇嘛，有三个原因。一，自十六世纪，蒙古人大都转奉格鲁派，即“达赖”二字（蒙语“大海”的音译），亦是1578年土默特蒙古俺答汗赠予哲蚌寺转世活佛索南嘉措的尊号，故索南嘉措虽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而第一、二世在生前实无“达赖”的尊称。蒙古向正在崛起的满洲部落推介自家的宗教偶像，是很自然的事。二，其时蒙古正与格鲁派僧侣集团密谋推翻第悉藏巴，将来藏地领袖必有达赖喇嘛的地位，让他早日与清廷接触，可以增进了解。三，喀尔喀蒙古与清廷关系不太融洽，其部领袖与达赖喇嘛私交甚笃，故喀尔喀希望通过达赖喇嘛与清帝晤面，从中说合，改善关系。

自清廷而言，于藏地形势虽未了然，对当时统治者第悉藏巴与达赖喇嘛不合却有耳闻，因此，尽管在原则上同意蒙古诸部迎聘达赖喇嘛，却不能无视第悉藏巴信奉噶举派的事实。于是，太宗仅写信给第悉藏巴，表示尊重佛法、延请高僧之意，而未言及到底邀请哪一派哪一位高僧，亦未专门向达赖喇嘛发送邀请函。直到顺治五年（1648）五月二十日，太宗逝世以後，方由世祖福临致书，“敦请高僧喇嘛来京”。此为“清代自皇太极以来给达赖喇嘛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邀请信”（李保文撰《顺治皇帝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考》）。

清廷与藏地政、教领袖首次接触的时日，即如上述。而达赖喇嘛应邀赴京在顺治六年正月，据其自传：“为了不违背皇帝的圣旨，我答应赴京。中原地域辽阔，我担心会染上天花和热病，上书具奏不能久留的原因”，并将启程时间订在“辰年”（即顺治九年）。世祖复书云：“万能金刚达赖喇嘛座前：朕体康安，万能金刚达赖喇嘛尔康安否？得喇嘛上表，言辰年夏进京，甚为喜悦”。达赖喇嘛担心在中原感染“天花和热病”，应属实情。不仅藏人对此抱有普遍的忧虑，满洲人也有同感，亲身见证此次历史性会面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说过：“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病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世祖之“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曾在南苑（即南海子）修筑避痘处所，最终“战痘”失败，染疾亡身。世祖亲政後，亦不在紫禁城长驻而常在南苑避痘，至与达赖喇嘛首次见面，地点也定在南苑。

但是，宾主双方在避染痘症上取得共识，并不意味没有其他原因影响此次会面，甚而不见诸公文的原因才是真实原因。二人年纪有差（会面时，达赖喇嘛三十六岁，世祖十六岁），但皆为政治史所谓伟人者，一旦相遇于揖让进退俱关大局之际，传染病再厉害，亦不得不暂时抛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既得利益者林则徐能讲这句话，最终利益者能不领会、实践这句话？

于女士的哥哥于道泉先生也是藏学家，亦曾述及此事，云：“西藏有最流行之长篇小说，名曰《盖撒故事》，据云盖撒系一蒙古国王，乃观自在之化身。但中原之关帝在西藏皆称为盖撒。即西藏故事中所描写之盖撒王亦与《三国演义》中之关公相仿佛。且盖撒之侍者二人，亦酷似周仓与关平。大概自汉晋以来关羽之故事流行中原甚多，一部分为中原文人所掇拾附会，乃成《三国演义》等书；一部分传入西藏，在西藏之民间传说中幾经变化後复为西藏文人所掇拾附会，乃成《盖撒故事》”。其时，于先生尚未读过《盖撒故事》，所作推想，合乎常情（《达赖喇嘛于根敦珠巴以前之转生》）。

吾有一友尝游拉萨，回来後兴奋的说，你知道吗，藏地也有关帝庙，藏语叫“格萨拉康”，拉康是庙，格萨就是格萨尔王，而史诗《格萨尔王传》正是关羽故事的西藏版，真是太有趣了！我说，还不够有趣，十九世纪有英国旅行家说格萨尔是罗马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更有趣咧。试想，格萨尔、盖撒、凯撒与关，略作谐音，不就是同名异呼么？吾友油然而惑，问，真有这么神奇？答曰，都是附会的错，格萨尔只是藏地英雄，与关羽、凯撒无关。

其实，在于氏兄妹文章发表後不久，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写了一篇《“藏三国”的初步研究》（1944），即以文献与口碑证据破除了格萨尔是关羽的讹言。他说，格萨尔即《宋史吐蕃传》中的“唃厮罗”，是林国国王，国境辖今四川西北及青海一部分，与西夏国接壤。他一生的事业，可概括为“连中原（宋朝）以拒西夏”。《格萨尔》史诗便是根据他的文治武功演义而成。任先生认为《格萨尔》虽非藏版《三国演义》，然仅论文字优美、设想诡奇与诙谐幽默，决不输与汉地的古典文学名著。即如开篇，叙述一位老妇弃家朝佛，不幸中道而死，其媳由此怨诟佛法，发愿转世为魔以摧毁佛法。她的愿力甚大，终于生下三个魔子（暗喻与格萨尔作战的各族），诸天神佛紧急会商，群推一佛下凡护法，此即未来的格萨尔王。任先生译出西康版（此书被格鲁派列为禁书，只能以口传手抄的方式传播，故版本甚多）第一段，云：

“夕阳将坠，草原里一望苍茫，老太婆驱遣她的羊群，听它们不规则的前进，有似一顷柔浪，滚滚向前移转。转过浅冈，望见山侧金碧辉煌的佛寺，反映夕阳，显得分外的鲜艳华美，仿佛有万道毫光，非常锐利的排开宇宙的阴霾，把她微弱而愉快的心脏，很亲蜜甜美的把握住。她忘记了羊群，不知不觉下拜了”。

读来只觉情致如绘，适如任先生所谓：“纵不解藏文，但聆此意，亦当感其不凡”。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克南京。七月二十日，国藩即奏请裁军。为什么裁军？第一个原因是省钱。当时湘军总数约十二万人，以每兵月银四两计，则全军每月需饷四十八万两，加上营哨官与统领的办公费及他项杂费又需十万馀两。以年计，则需七百馀万方能维持湘军开销。若统计包括湘军在内的全国兵饷，则年需二千馀万两，而当时政府各项收入合计只有四千馀万，军费支出竟占去一半以上。因此，国藩说：“（军队）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确是实话。再说：“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後患”；也是实情。

除了省钱，还有一个原因，是防止士兵肇乱。湘军不是经制军队，士兵都是“临时工”，南京一破，全军“失业”。老实的，回家继续务农；不老实的，则不甘心，极有可能趁着大乱虽靖而风波未息之时，捞一笔再走，或者要求加薪，或者劫掠百姓，甚者起兵造反。因此，距攻克南京才过了一个月，国藩即迅筹裁军，便是尽量不让士兵有充足时间进行“串谋”，用他的话说，这正是“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确实，缴了械，分了众，一声令下，即刻由武装部队“护送”回乡，那些想闹事的士兵根本没有机会造反。

当时主政者是西太后与恭亲王，一个寡妇，一个纨绔，虽皆智商超群、情商过人，毕竟不谙军事，认为在捻军仍未消灭的情况下，骤然裁撤几万人，未敢确信这些人会老老实实回家去。以此，特地向国藩建议，“此辈久在戎行，不能省事，必至随处啸聚为乱”，“不若先汰老弱”，“俟江（西）、楚（湖北）一律肃清，再议裁撤”。如此说话，反倒辜负了国藩的苦心，因此国藩婉拒，云，湘勇多为农民，“有业者多，无根者少，但使欠饷有着，当可安静回籍，不致别生枝节”；执意请求迅速裁军，最终，朝廷同意了他的方案。

省钱与杜乱，是裁军的直接原因，另有一个间接原因，则是淮军代兴，足以填补湘军撤後的国防空缺。国藩云，“楚军出征过久，官秩日高，渐成强弩之末”，“必宜多撤”，而“淮勇锐气方盛”，则“不可轻撤”。有前辈学者将这段话解释为湘军营中盛行哥老会，以致国藩无力控制，遂托辞淮军後劲以为掩饰。其实，成军以来，湘军中即有“会党”（《营制》严禁“会党”、“结拜”即可证明），国藩未尝不知；他既然带了十年兵，怎么控制军中的“会党”，必有心得——事实也证明哥老会在裁军後虽有发动，究非大患。何况，秦汉以来中国，所谓“封建会道门”起事，哪朝哪代没有呢？只要没搞出黄巾军、白莲教的大场面，都算正常。

而且，国藩裁军，计之已熟，至迟在同治元年，他在日记书信中就提到这个计划。设身处地为他想一想，很正常：修齐治平四门功课，已经循序操演了一遍，及至垂垂老矣，在己，功成名就，在人，既有“接班人”李鸿章又有“竞争者”左宗棠，则军国大事委诸二人可矣，何必拼上老命呢？今人看那个时代，但觉“诸夷环伺，间不容髮”，而自国藩视之，身际中兴，仔肩可卸，正是偃武修文的好时候，此时不裁军，更待何时？

答：我并未对他作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言感动。谨引用他在《玩〈易〉》中的一段话：“当你领导人们走在你看见是进步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退步的路；当你领导着人们走在你看见是兴邦的路时，你们也许已走入了亡国的路。只看见一个政治主张之进步的方面，而不看见它退步的方面，只看见它可以兴邦的方面，而看不见它可以亡国的方面——这便叫做‘亢’。……反省啊！中国人，别尽管兴高采烈的种罂粟、收特税、借洋债、砍脑袋！你们必得反省：为什么有些于信仰者个人自身绝对无利而能有大害的学说和主张，而他们非信仰不可？为什么有些于活动者个人自身绝对无大利而能有大害的活动，而他们非做不可？这类人是否杀得尽禁得绝的？把这一类人杀尽了，禁绝了，国家又将成个什么样子？”说这话的背景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实行“白色恐怖”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的时候。张荫麟不是共产党同情者，他是所谓费边主义者，固应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统治，反对任何有颠覆政权意味的革命，然而，作为史学家他对治乱兴衰有着深刻的认识，作为哲学家他对因果倚伏有着洞彻的判断，作为人道主义者他本能厌恶权力对自由的侵害，于是，他写下这段话。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我是史学爱好者，每当念诵这段话，我就感动不已。